第16章

                  因之，劳动成了“教育”的主题与主体；文化课成了附属与附庸；学生成了劳动力，学校成了当地免费的劳务市场。初中三年来，春种秋收，我们无不南征北战，时不时地就毫不犹豫地弃笔从耕。

    初二下学期，春天的阳光刚刚融化了寒冬的积雪，我们又像春风一样卷入备耕的热潮中，再次兵发欢喜岭。

    与其说“兵发欢喜岭”，倒不如说是欢喜岭点将，点到了我们班的头上。

    那次李老师被小韩村的王队长“挤兑”走了，我们班曾落脚欢喜岭。

    李老师因那个“粮食政策”，不仅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官心”，上上下下不得劲。现在换了一个作战的环境，他下定决心“从打鼓，另开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学生们的“大干，苦干加实干”来改变一下自己难堪境地，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欢喜岭对李老师更是大加赞赏，说我们班是最能干的战斗队，并表示欢迎李老师有机会“旧地重游”。学校领导得到欢喜岭送来的一面鲜红的锦旗，李老师也在领导那红了起来。

    然而，旧地重游的不是李老师，而是刘老师，刘兴阁老师。

    刘老师怎会甘拜李老师的下风啊？他不仅要保持荣誉和传统，还得有新的突破！这既是他的本意，也是学校的殷切“嘱咐”。

    春天刨玉米高粱茬子，我们比当地的农民起得都早，到地里刚能分清茬子是玉米的还是高粱的，地表还有一层夜间冻的冻土呢。干活的地块稍微远一点，我们就不回“家”了，由学生炊事员把饭送到地里，品味着什么叫餐风饮露的滋味。

    学生炊事员做好饭，再送到地里，但她们一天的劳动并没有结束，收拾好碗筷后还要去挖一定数量的野菜，当然是多多益善。早春，她们就挖小根菜，剁碎了掺在玉米面里，窝头就大了。这样的窝头没增加多少营养，权且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吧。大地绿了的时候，小根菜不能吃了，又苦又辣难以下咽。这时的田边路旁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老鸹膀子”，猪都不吃的野菜，我们借以充饥，劳动强度大，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春天就这样过去了，留给我们的是蜡黄的脸和绿野菜颜色的粪便，还有欢喜岭对我们名声在外的垂涎。于是，秋天我们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又一次卷土重来。

    国庆节那天，刘老师向我们发出号召：“咱今天割完这片谷子再收工，回去过国庆节！”老师要献礼，同学就得卖力气，直到月上中天才收镰，真是“割月中秋”啊！

    同学们没有怨言，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嘛”，何况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呢？只是在回生产队的路上都盘算着这顿晚餐。我们没有奢求，能吃顿饱饭足矣，过节了嘛。

    果然“如愿以偿”：主食三两秫米稀饭依旧，这是粮食政策，不得违反。满满的一碗土豆炖白菜可是破例的，虽说缺油少盐，总算撑鼓了肚皮，打出了饱嗝。

    正在我们心满意足的时候，惊喜出现啦。学校派人提前为我们送来了月饼！

    “中秋节不是还有三天吗？”不知谁在小声问，其实是在庆幸。来人说：“学校跟商店商量好了，国庆节和中秋节一块过啦。”这话乐得同学直拍手，眼睛一起盯上装月饼的袋子。

    糟糕的是，路途远驴车又颠簸，很难有一块完整的月饼了，可能那时的月饼就这个德性。

    为了分得均匀，不干活的刘老师开始“操刀割月”，又用秤来称，极尽精心。这时我们已垂涎三尺了，完全忘记刚才的那顿饱饭，肚子是否还有空间。

    我们“吃月望月”，痴痴的，呆呆的。尽管月饼破碎，我们还是咀嚼到了艰苦中的香甜，企盼着未来的圆满……

    满月的光华四射，有的同学打起了鼾……

    到了初三下半年，教育形势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因为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为了使升学率不至于落后他人太多而尴尬上的考量，取消了某些“应景”的劳务输出。这时，我们的班主任又换成了王秉贤老师。

    王老师教我们语文，讲课的语调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他行走坐卧，言谈举止，有那么点文人的风范，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爽”。还没等待我们毕业，他走了，走得很爽。他犯错误了，据说也是“粮食政策”惹的祸。“粮食政策”真猛，猛走了许多老师，人人谈虎色变，皆因猛于虎。

    王老师走了，我有点心酸，也很黯然。但对于我，他还是走的好。这里有个小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

    初一伊始我还踌躇满怀，但不久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政治风暴——“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我理想膨胀的心开始萎缩，颤抖。

    解放前，地主、富农被分了，贫下中农底子薄，富裕中农是解放后最富裕的阶级了。官方说，“富裕中农最具复辟的危险”，有人已经又买地了。他们总想走回头路，尝试不曾有过的富有……

    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以“震动”为特征的。“震动”，形象地说就是地震，让天地来一次重组。“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过后，使土改后农村的社会成份有了新的变化，许多富裕中农变为富农，成份升了一格，人格下降了一格，成为专政的对象，发生了质的蜕变。更有甚者，标准的中农也连升两级，也加入富农的行列，我的邻居就是其中的一个，叫做“新富农”。他们昨天还扬眉吐气，一夜间就垂头丧气，这不是地震又是什么啊？那时的富裕中农是最危险的阶级，每个人都有这个感受。对此，我整天忧心忡忡，生怕家庭成份升级啊。

    “打击富裕中农”运动，社会上习惯叫它“二次定成份”，3年后又推翻了，维持“原判”。但它给社会震动的地震波，也波及到了我。

    初二的时候，学校发给每个同学一张登记表。填写的内容，不外乎年龄、性别、籍贯……最让我难以下笔的，是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两项。个人表现一栏由班主任来完成，那就是对你的印象、鉴定，这也是要命的文字，我没有办法左右老师的笔墨，只好听之任之，凭命由天了。

    这张登记表对于我来说，假如我如实填写，那就是在“前途死亡”证明上签字画押了，我甘心。所以，我心一横，根本就没有填写，更没有上交到老师那里。刘老师催促过几次，我就说父亲在填写，或说在等大队盖公章呢。盖公章，那是必须的证明，严格的程序。

    眼看就搪塞不过去了，刘老师突然金球“死亡”了，我们都相互离开了对方的视线。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有了正常的跳动。

    可是，到了初三下学期，学校又发了一张大致同样的表格，限令一周内完成。我冒汗了，不填是不行了，这是一张涉及升学的报名表。

    我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就加大力度的学习，想以学习成绩弥补“先天不足”。但我依然瞒天过海，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那些地主、富农的亲属一个都没有。父亲的职业写得很醒目，他是老师。那时的老师就是国家干部，连商店的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