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是啊，赵老师的记性是不好，他忘记回家了，原计划他是要早车回家的，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亲口说的。是他不甘心把我们丢下，就潜心地学了那首歌吗？即使不是那样，但我们也真正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之夜，留下一个永久美好的回忆。

    到了高二，赵老师回到他的家乡北镇，一别至今。

    新的班主任同明朝的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的名字十分相似，他叫李珍实，教我们化学课程。

    李老师教化学很有一套，他的前言与后语，也就是开场白和结束语和教科书的内容竟然只字不差，教科书好像是他编写似的。他很会开导我们，往往得力于启发式：“你自己好好想想，怎么要是问老师啊！”

    他最讨厌烦琐的思维方式和程序繁杂的归纳法。所以同学们的分类在他那里只有两种，“好”和“坏”，中间没有过渡，一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四舍”没有“五入”。或者叫，酸就是酸，碱就是碱，没有中和反应的生成物，“盐”！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何种原因，我被他划为“坏学生”的范围之内，而从此就没有“好”过。我不会从“坏”往“好”过渡的，他也没有那个法则允许我过渡。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4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从初中时起，班级教室后面的“生活园地”，还有教室外面墙上的黑板报就被我承包了，成了我耕耘的责任田。到了高中，我的承保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除了班级的黑板报，学校的好多块黑版报也纳入我的势力范围了。

    板报组的成员很风光，因为你有才，彩色的粉笔经过你在黝黑底色上的涂鸦后，会吸引很多的眼球，我也为自己的奉献精神自我陶醉过。但是，换来的确是李老师对我的责难与罪过。

    我喜欢绘画与书法，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初中的时候我是图画课代表，教图画的老师齐增发，几乎天天在课后领着我们各班级的课代表到街上去写标语画宣传画。记得初二的课代表有杨焕忠（病故），初一的有孟庆贵、陈云贵等所有的图画课代表，组成一个“白灰班子”。20世纪初，孟庆贵当上了沈阳市东陵区的区委书记，他的名字就改为“孟庆桂”了。这倒不是他当了官，就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形象而改名字，而是我也觉得他早就该改了。

    自从我认识他，我就没听过有人叫他“孟庆贵”的，“孟庆贵”的后面总带个儿化韵，就成了“孟庆贵儿”。好多带“贵”的人名，我们那都是这个叫法，无论年老年少。改成了“桂”，音同字不同，“桂”的后面是没有人习惯给“儿化韵”的。一儿化韵，“贵儿”和“棍儿”同音，我们常常取笑他，让他去抬水，因为他是“棍儿”

    写字画画这活很辛苦，抬着水桶和白灰，走街串巷，写“人民公社好”、“总路线万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腿遛酸了，胳膊写酸了，眼睛瞪酸了，衣服成了迷彩服，人人都是大花脸，我们就落个“白灰班子”的雅号。

    我就是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一技之长，却也成了我遭到李老师“误会”的一个原由。

    写板报都是牺牲个人的自习时间来笔耕的，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更换一次新的内容，这样黑板报才能日新月异茁壮成长。一个星期下来，至少要奉献出四节自习课，还得忍受酷暑严寒对你的考验与蹂躏。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荒芜了课业，去搞副业”。到了高二，学习更紧张了，几个板报组的成员商定，利用星期六下午大扫除的时间写黑板报。

    我们的一厢情愿得到好多班主任的爱心回应，唯独李老师看不见我们的秋波。他见我不在大扫除的现场，便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了定论：逃避劳动，并在全班面前给予我严肃的批评！虽然他后来知道我在写黑板报了，但我还是不能由“坏”变“好”，继续坚持“既定方针”——利用课余时间写黑板报，不能变相脱离集体活动！

    什么是课余时间？早起晚睡，违反就寝制度，不行；不上课去写，相当于逃学，不可；饭后进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能；劳动时间来完成，此路已经不通……思来想去，只有自习时间可以委屈自己，才不违师意。

    农民说时间就是粮食，商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医生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说，时间就是知识。没有知识哪来的粮食、金钱、生命？至少会减产、破财、损寿吧。怎么才会弥补我损失的时间？我常在班会、校会、报告会、联欢会的时间里偷偷地看书，看俄语单词……李老师发现后就给我戴上一顶顶大帽子，什么“不求进步”、“不问政治”、“白专道路”、“自我奋斗”，说我影响极坏……这就是我被学校定位“个别生”，他心中“坏学生”的资本。

    我不怨恨世道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只怪我没摊上一个将心比心，向善博爱，理解他人的老师，才因福得祸。

    本来在板报组可以凭我的表现与“精神”一显身手，可以赢得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好感与青睐，进入“好”的领地。可惜的是，再好的机遇，再好的东风，一到我这不是变味就是走形，就逆转。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没打住狐狸还惹了一屁股臊。事到如今，我不信命也信了。从我初二时“暑假放牛不讨好”，到“写板报有功也是过”，我就是那“噘嘴骡子”，从来都是驴价钱。

    到了高三，学校终于有了恻隐之心，不再让我担任板报组的成员了，但不幸绝不会因此而止步。

    他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位老师，刘文孝。刘老师很年轻，中文系毕业，文静加白皙，乳白色的眼镜加少言寡语构成一个和数——白面书生。南方的口音与矜持的神情，让你很难洞悉他内心深处的世界究竟都有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难以掩饰的，刘老师积极要求进步。

    我们班的王莲芝是我新民六中3年4班的同学，也是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团员之一，她透露说：“刘老师一个学期要写十几篇入团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他以要求进步青年的名义，和我们班里的每个团员都谈过话……”他真诚地表示：“要很好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同自己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早日加入团组织，干一番革命事业……”

    韩安梅，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副书记，后来的共产党员，是一面鲜亮的政治旗子。在刘老师的眼睛里，她就是他要求进步能否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你想，学校团委能不听取她的意见吗？可以说，对于刘老师，韩安梅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相反，刘老师得处处看韩安梅的眼色行事，时时刻刻在猜度韩安梅的心思心事，以博得她的欢心。

    韩安梅所“担心”的就是我。我耿直，爱“直罗锅”，所以她对我小心翼翼又如鲠在喉。我学习好，夺去了许多对她的“偏爱”，淡化了她的色彩……于是，刘老师对韩安梅亦步亦趋，极尽讨好之能事。

    韩安梅入党后不久，就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学雷锋活动，去县城的各个街道修路。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才收工，好多同学回到教室就趴在书桌上睡着了。我触景生情就画了一幅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