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在相互交流中，农村人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与封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坚定地走“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路，并充满了希望与理想。

    曹老师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文艺体育样样精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们成了“球友”。那时他刚刚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

    1974年夏，那是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挖猪菜，而是去了三面船集市买些急需的东西。

    三面船属于法库县，与我们一河之隔，相距十几里路，是离我们最近的集市了，我们辽河南的人常去那赶集。

    说来也巧，集市上有两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谈论到河南打篮球，苦于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学校。

    我本来就是个球迷，那时又教体育，就和他们俩搭话。就这样我们相识了，知道他们是三面船学校的老师，并约定下一个星期天进行球赛。

    看得出，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们也会认为我也不白给，不然不会和他们签订“君子之盟”。是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对自己的球队心里有底，男女生的校队在我的调教下，可谓训练有素。

    开赛的日子到了，他们真不含糊，男女球队各有胜负，互相钦佩。最后一场球赛是老师男队的对抗，操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围观的看客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我们队的个头比人家矮一截，胜负似乎已成定局。

    那时的农村，男老师多于女老师，男女的比例大致是7：3，所以没有女队，所以一个学校的体育水平如何，全靠男老师一面独撑，所以这场球的胜负至关重要了。

    我们男队缺少的就是中锋，有一个个子较高的王文杰只能打后卫，让他控制篮板球。情急之下，我忽然想起了曹老师，但又不好张口。人家才来不几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篮球，怕为难他。

    开球不久，我们就输了6分，那时候不讲罚篮，也不是现在的“球规”，也没有三分球。输了6分球可不是个小数了，叫停的时候我看了看曹老师，心里就明白了。我看出他跃跃欲试的神态，就知道他会打球，就提议他救场，他欣然接受，并让他打中锋。

    曹老师一上场，一站位，我就特高兴，他是行家，也是高手。那就叫“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是左撇子，打左前锋，王文杰打左后卫……半场球下来，我们遥遥领先对手，落下对方十多分。最后，我们大比分赢了三面船学校男队。

    三面船是来“挑战”的，且胸有成竹来对抗。原以为自己实力雄厚，在河北打遍天下无敌手，如今输了球，自然心有不甘。

    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那时我们学校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我们给尽地主之谊，款待了客人。酒到酣处，我提议一个月后去三面船回访，令他们欣喜得很，也是他们的心意。

    易地再战，大获全胜，这都是我们有个大中锋的优势。其实，曹老师的个头并不是太高，不到1。80米，但他技术全面，脚步灵活，视野开阔，弹跳力很强……是个难得的“球才”。

    德盛堡学校的球队名声大振，先后受到法库县3所学校的约请，进行友谊联赛。不久，发展到辽河南北6个球队定期联赛。

    从此，我们和曹老师成了真正的“球友”，也是忘年交，或叫做半师半友。我们常在一起谈球，谈时政，也谈人生，也在一起喝酒聊天论家常。每每都是曹老师出钱，不让我们花一分纹银。他说：“我比你们好多了，等你们宽裕的时候再请我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啊，每次去他家吃饭，都是曹老师事先安排好的，就说有些农活让我们帮忙。比如：挖菜窖、打坯、跺墙……这些活他不会干，但他早就求人干完了，让我们去就是喝酒。

    正像曹老师所说的——社会慢慢就会走向正轨，“文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交往却下轨了。曹老师在落实政策中，被调回了沈阳，任某中学教导主任。从此我们未曾谋面，想不到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后好多年我才知道……

    3 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3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在曹老师回沈阳之前，另一名年轻的老师也离开了学校。他是68届的知识青年张玉林——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

    张玉林下乡到我们德盛堡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时他才15岁。和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打架斗殴，实实在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生活很艰苦，好多知青常常借故回城呆上几日躲躲农忙，只有他等到过年了，才回家同父母团聚，他把生产队当成了自己的家。

    两年后，他仅仅17岁，就当上了六队的队长，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一年以后，张玉林被公社任命为副大队长。又过一年，他来到了学校，图的是走进“知识”的氛围中，可见他的眼光与理想的宽阔与远大。那时，他早就入党了，是唯一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识青年。

    我从二道房学校回到德盛堡学校时，张玉林就是老师了，教体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雅、和善，更是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但他手里总拿着一本书看。那时是没有“黄书”可看的，那么，是什么书让他那么入迷？他见我问他是什么书，笑了，原来是当时的初中课本。

    他下乡的时候只念了初中一年级，实际水平都不如现在小学5年级。听说我是老高毕业，他高兴得很，叫我李老师就有了另一番情感，绝不仅仅是相互的称呼了。他向我请教，总是选择最佳时机，从来不打扰我的备课时间，或做其他的什么事的时候。处处为他人着想，克制自己的求知欲望，很让我感动。所以，我就有意思地挤出时间来，对他“循循善诱”。

    1975年，张玉林被组织上“保送”到上夹河的一所中专“进修”，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赶上了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成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自从他走后，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大学毕业后，他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期间，多次回访了他的第二故乡，并给学校送来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在那个时候，彩电可是稀罕贵重的礼物了。只可惜我们没有缘分，几次回来我多没有在家，尽管他他很想见到我。

    自1985年至1998年的十多年间，辽河5次爆发洪水，农民的收入呈现负增长，学校的教学条件更是无从改善。张玉林得知后，一次就捐款2000元，解决了学校笔墨纸张的燃眉之急。

    我的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苦于分配无着，我曾打电话给他。他坚定的回答，只要是能办到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后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凡是“能办得到的”，最少和违纪擦边，走后门儿就是涉嫌！我们是朋友，或者说我有恩于他，那就非得把风险推给朋友或者必须“投桃报李”吗？

    不久，张玉林见我没有了音讯，才知道我的想法，但他仍然坚持“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