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

位皇帝则不得不认识到，匈牙利王位比其他王位都重要，连奥地利王位都比不上。布达佩斯能向维也纳提出各种要求，但维也纳不得向布达佩斯提出任何要求。自一五二六年维也纳取得匈牙利这块领土开始，奥皇就是匈牙利国王，属于他名下的奥地利建筑和固定物，一直都以k.k.这一缩写来表明为他所有。k.k.为kaiserlich königlich的首字母组合词，意为皇帝暨国王的。但这局面不再：一八八九年，匈牙利人要求在两个k之间加上一个u（“和”），使两k不再如胶似漆地紧挨在一块。匈牙利人认为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皇帝的和国王的），比kaiserlich königlich，更彰显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分隔，更合他们的意。[13]

连这样的枝微末节都要这么讲究区分，令维也纳大为惊骇。这位皇帝原以为透过一八六七年的折中方案，他已用匈牙利的自治换取到统一的奥地利大国，以为让匈牙利人在其内政上完全当家做主，他们会真诚参与“共同的”或“联合的”k.u.k.陆军部、外交部、通商部、财政部。匈牙利人似乎过河拆桥，背弃双方的协议：他们从这个联合君主国得到很大的好处（五分之二的奥匈帝国人口，却只需负担帝国每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却一再阻挠军事、外交政策、财政、通商方面统归中央指导，此举别说是不知感恩，根本形同暗中扯后腿。住在维也纳美景宫（Belvedere Palace）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愤愤说道，奥地利会垮，不是会垮在敌对大国手里，而是会垮在“内敌——犹太人、共济会员、社会党人、匈牙利人”手里。[14]

弗朗茨·约瑟夫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心力放在应付维也纳、布达佩斯这两个互争高下的首都上，以确保哈布斯堡王朝的存续和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是件易事，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即使就较放任开放时代的宽松标准来看，都不具威严。一八八九年，弗朗茨·约瑟夫的独子暨皇储，三十岁的鲁道夫大公，爱上某男爵未成年的女儿，然后在他位于维也纳森林的狩猎用的住屋梅耶林（Mayerling）里，开枪杀了她再自杀。这一杀人、自杀事件，不仅使不苟言笑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不久后成为新皇储，也切断了皇帝和皇后之间本就没什么往来的联系。这时，皇后正在维也纳之外四处旅行，直到一八九八年遇刺身亡，才结束这一云游四海的习惯。

皇室成员发生丑闻时，采取措施控管其对皇族威信或形象的伤害，乃是当时的一贯做法。人人都知道这皇帝有个情妇——女演员卡塔丽娜·施拉特（Catharina Schratt）——跟了他三十年，但没人在报纸上谈论此事。皇帝的弟弟路德维希·维克托（Ludwig Viktor）一九〇四年两度在公共澡堂与男伴一起被捕（第一次在维也纳，第二次在意大利）时，该丑闻遭掩盖。没有一家奥匈帝国报纸提及此事；想将此事曝光的报纸则遭罚款、没收。路德维希·维克托本人被诊断得了“忧郁症”，被关在他的乡间宅邸，不得出门。[15]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中，中产阶级出身的将领，败得和贵族出身的将领一样惨。于是，经过此一败仗之后，弗朗茨·约瑟夫开始安插诸大公（哈布斯堡家族的亲王）出任每个指挥要职，以捍卫帝权，但这些人都未有出色的表现。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九七年品评其中居首的两位大公时论道：“弗里德里希，欠缺将领的基本要素；欧根，苦干实干，但没有天赋。”[16]而这两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整个家族里最优秀之人。哈布斯堡王朝无疑存活了下来，但这个身为大国的君主国已开始步上死亡之路。

匈牙利是让哈布斯堡家族丧命的病毒。一八六七年后匈牙利的阻挠，啃蚀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基础与行政根基。一八七八年，叛乱席卷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正可趁机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这两个省份，并入奥地利，进而达成一八六六年奥地利遭意大利和德国驱逐后，奥匈帝国一直追求的新使命——使奥地利称霸巴尔干半岛。不幸的是，连占领这两省都遭匈牙利人反对，更别提将它们并吞，因为匈牙利人担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百万左右的斯拉夫人加入后，会使本已是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在这君主国里更为少数。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想把土耳其这两个省送给奥匈帝国，以在俄国于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对土战争扩大领土后，重新平衡欧洲诸大国的势力，结果发现这一可笑的情况：“我听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17]

在内莱塔尼亚境内，也没有一个联合起来对付马扎尔人的亲哈布斯堡集团。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这位皇帝始终依违于德意志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斯拉夫封建体制联邦派之间。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七年为止，皇帝把内莱塔尼亚的政事交给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伯爵的“铁环”（Iron Ring）内阁处理。这个内阁的最高目标，乃是使帝国的诸多民族处于“轻微不满的平衡状态”中。[18]但这个让皇帝享有某种程度控制权的办法，在民族主义与大众通信发端的现代，却变得较无效。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为了一些次要但被民族社团和报纸大做文章的问题（例如某小镇小学的教学用语），奥地利几度更换内阁；若在十九世纪初期，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奥地利十七个省里，德语始终是规定的学校教学用语，而地方语言的学习只列为选修课；这一安排在过去得到接受，这时却激怒日益要求自身权益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民族。捷克裔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一八四八年主张“如果未曾有奥地利帝国，也该把它造出”，以防俄国宰制。这一为帝国张扬的言谈，五十年后引来讪笑。奥地利诸民族不想要奥地利或俄罗斯，他们要的是自由。

在奥匈帝国，一八九七年是生存出现危机的一年。为帝国二元制给予匈牙利人的优惠暗暗不满多年的捷克人，终于起事反对内莱塔尼亚的官方德意志文化，要求让捷克语享有同等地位。新任奥地利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让捷克语与德语在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境内享有同等地位，想借此平息捷克人的怨气（并巩固塔弗的旧“铁环”）。从此，官员得通晓这两种语言，但捷克人已从学校教育习得德语，因此受此一改革影响者只有德意志人。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德意志人特意去学捷克语。结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愤怒的德意志人打断维也纳帝国议会的运作，推倒议员座席，丢掷墨水瓶，在布拉格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地的其他城镇动用暴力。[19]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萨克森跨越边界，嘴里唱着德国爱国歌曲《看守莱茵河》（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über Alles），誓言阻止他们的“奥地利兄弟”失势。

有位外交官写下令人震惊的心得，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20]德意志人担心自己的地位在奥地利衰微，于是强烈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弃传统自由主义政党，改投向民族主义政党的怀抱，例如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Georg von Schönerer）所创立，极力主张民族主义“比忠于王朝重要”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Pan-Germ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