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

官占大多数的军官团，会极度倚赖《军用斯洛文尼亚语手册》（Military Solvenian：A Handbook）之类的速查卡，里面有“闭嘴”、“除非找你谈否则别开口”、“在我办公室等我”、“马厩里不准抽烟”、“还是不懂？”之类的实用短语。团军官得懂他们部下的语言，或至少得懂这些实用的短语，但参谋不必。这导致演习时出现可笑场景（战时就没那么好笑）：参谋快马驰抵前线部队，用德语厉声质问（“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前线部队一脸茫然地盯着参谋。[43]

对一个建立在地区合作、族群合作理念上的帝国来说，这些语言争议表明情势非常不妙。大部分奥匈军官除了懂德语，其实只懂本族语言（陆军本身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到一成军官会讲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或罗马尼亚之类语言），因而把他们说成是他们的鲁里坦尼亚（Ruritania）世界的热情积极公民，乃是种迷思。无法精通如此多种重要语言，令军官苦恼，同样令军官苦恼的，是败坏士气的政治作为。例如，根据未成文规定，共同军里的匈牙利籍军官，对其他语言的掌握可以不必到流利的程度，因为皇帝急欲取得马扎尔人的“输诚效忠”。这使未能免除这要求且痛恨得利用闲暇时苦记捷克语或波兰语语法或乌克兰字母的奥地利军官怒不可遏。[44]捷克人在陆军军官里所占比例甚高，但很少出将领；他们也常因彼此用捷克语交谈，乃至在咖啡馆里用捷克语对女士讲话，会被上级叱责。这种会以用捷克语写明信片为由惩罚军官的军队，显然已失去该军队过去所一贯拥有的超民族性活力。[45]

语言只是哈布斯堡军队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决意遏制维也纳独大的匈牙利，使帝国陆军自一八六七年起一直维持如此小的规模，从而使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得离谱。一九一三年时三十三万五千人的陆军有两万名军官，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居诸大国之冠，而且这些军官的素质在变。首先他们逐渐老化，也就是说有一些已显老态的指挥官和一个由享有丰厚退休金的退役人员组成而吃掉大量现役陆军经费的庞大组织。哈布斯堡陆军把那些过度膨胀的退役人员团体称作pensionopolis。[46]例如，一九一〇年，有三十三名现役三星将领，更有人数是这三倍的退役三星将领。两星将领的情况同样糟：九十一名现役，三百一十一名退役。就一星将领来说，退役是现役的四倍之多。

剩下的真正现役军官，诚如莫里茨·冯·奥芬贝格（Moritz von Auffenberg）将军在一九一〇年谈奥匈军官团的报告所表明的，情况同样令人惊愕。至一八六六年为止，奥匈陆军的最高阶军官均由贵族充任，下层军官则均由乡绅和靠己力翻身的有钱农民子弟——奥芬贝格所谓的“保守、冷静、安稳的上流社会人士”——充任。这些人是能把一排排农民出身的步兵团结在一块，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忍受艰苦行军、接受死伤的那类人。但二十世纪的新军官，已跟着社会其他行业一起变动。奥芬贝格发现，贵族已“几乎完全不投身军旅”，且乡绅和有钱农民子弟所占比例也在衰退（据奥芬贝格估算，降到四成或更低）。这时，大部分军官是“铁路职员、旅店老板、店员、基层小官员、老师、商店老板”出身。他们缺乏旧式军官的“吃苦耐劳、勇气、冲劲”，当旧式军官统领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军队时，好似天生就属于那军队。但这时，陆军里有农村出身的兵，也有城里来的兵，把他们交给庶民军官带领，庶民军官很容易受到正撕裂君主国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影响，且不大挺得住敌人的猛攻。即便有八成军官和过半数的士官是德意志人，但也不利于军队战斗力，因为这些德国军士官普遍才能平庸，面对军中人尽皆知的低薪和升迁缓慢，甘之如饴。狄俄尼索斯·加布伦茨（Dionysus Gablenz），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时唯一从普鲁士人手里拿下一场胜仗的那位奥地利将军之子，一九一四年，六十岁时官拜少校，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语称泰雷津/Terezin）的要塞行政当局服役（如果那叫作服役的话）。

奥匈帝国的入伍兵中的大部分非德意志人，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都不会听命于这些军官太久。[47]奥匈帝国军官对士兵所讲语言的精熟程度受到大力赞扬，但在这点上，奥芬贝格也觉得没什么特别。他认为由于当时的“民族沙文主义”，奥匈帝国所需要的军官，远不只是个结结巴巴说捷克语或斯洛文尼亚语的德意志籍军官，而是需要会说德语且能激励自族士兵的捷克籍或斯洛文尼亚籍军官，但这样的人才老早就离开军职，投入其他行业。

奥芬贝格也慨叹军中缺少富裕中产阶级出身且受过教育的军官，这类人全涌向金融业和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追逐富与贵”。自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两场战败之后，奥匈帝国陆军已失去其社会威望，且未再找回，而要和现代“易得手的钱财”和“物质主义精神”相对抗，注定没有胜算。在平时，中尉要升到上尉，平均要花上十六年，而到了上尉这个官阶，普通军官大概会退役，且还是单身，没有女朋友（择偶条件高的女人不会嫁这种男人），靠微薄退休金过日子，把大部分储蓄挥霍在养马、制服、赌博、上妓院、上舞厅，以及为上述消费欠下的债上面。有幸于熬了二十五年后升上少校者，一年薪水将只有三千六百克朗（五百美元），连小学老师、电车车长乃至水电工都还不如。而这些人还算命好，只需烦恼升迁缓慢和微薄薪水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将薪水冻结在一八六〇年代水平，使有意从军者打退堂鼓）。那些没这么好命者，则在更早时就因伤、病或违反军纪而被迫离开军队，过着苦不堪言的穷日子。

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报告道，奥匈帝国军官团里的这些社会性变化，产生了一种“强烈且危险的自满心态，而且只有在土耳其陆军军官身上才能找到比这更自满的心态”。还存有一种不悦，即对奥地利军中食堂的不悦。奥芬贝格以陆军督察身份走访了数十个军中食堂后指出，“走进食堂，你会发现餐桌上连葡萄酒都没有”。在场众人个个为葡萄酒的昂贵发愁。过去，“快乐战士精神”将晚上喝醉、狂笑的奥地利军官团结在一块，此刻，那一精神已成明日黄花。[48]

俭省挂帅的哈布斯堡陆军里，还存有贪污歪风。一九一〇年奥芬贝格揭露这一歪风，而在他拿军火承包商的股票搞内线交易后，他本人也因贪污于一九一五年受罚。“为了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逃离卑微的边境岗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沮丧、愤怒、怀疑、烦乱，使我们的军官作奸犯科，”他如此论道。奥芬贝格尖锐地谈到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的低下，“他们大部分人连一场像样的交谈都做不来”。[49]那些擅于交际者发动猛烈的地盘争夺战，以使自己更接近维也纳和该地有钱有势者的圈子。

虽然一八六六年败于普鲁士之手，却也使奥地利参谋部咸鱼翻身。直到一八六六年为止，职责为情报搜集、动员、拟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一职，都被视为可鄙、死气沉沉的职务；走参谋这条路，不会使人更快出人头地，只会妨碍人出人头地。但普鲁士毛奇将军的优秀参谋部，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所拿下的数场漂亮的胜利，已使各国陆军（包括奥地利的陆军）相信应该扩编参谋部员额，并赋予他们权力。这样的转变并不容易，即使对普鲁士来说都是如此。一八六六年柯尼希格雷茨之役时，毛奇向某军军长下了一道命令，军长回道，“这好倒是很好，但毛奇将军是谁？”他当然知道毛奇将军是谁，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