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

大，因此曾求援于俄国。但俄国败于日俄战争之后国力仍未恢复，俄国的主要盟邦法国则无意为巴尔干半岛打一场大战。[34]

一九〇九年三月德国发给俄国一份照会，即化解了这场危机。德国于照会中要圣彼得堡务必放手让维也纳对付塞尔维亚，不得干预，“否则情况会一发不可收拾”。[35]俄国身为大国，且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旗手，却再度受到羞辱，似乎在与德意志族两强国的意志较量中败下阵来。康拉德愚蠢地以为是他的局部动员，而非德国的介入，扭转了局势。丘吉尔拉长调子说：“他代表了那个最危险的结合体，即专注于外交政策的参谋总长。”[36]在萨拉热窝，和康拉德一样狂热的战争贩子迈克尔·阿佩尔（Michael Appel）主张，出兵惩罚塞尔维亚和黑山将带来双重好处，既除去奥地利最急迫的外部威胁，又使奥地利得以振奋人心地压制内部威胁：“一旦击败位于贝尔格莱德、尼什（Nis）、采蒂涅（Cetinje）的那些家伙并将他们解除武装，我们将往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进兵，使他们也乖乖听话。”[37]但阿佩尔，一如康拉德，太不自量力。有气魄而无资源，成不了事，奥芬贝格认为奥匈帝国陆军在每个方面都太弱，打不了战争。政府会计人员看到一九〇八年局部动员的开销，就惊得目瞪口呆：一亿八千万克朗（三千六百万美元），相当于该年军事预算的一半，等于建造四艘新无畏级战舰的成本。

就康拉德来说，他只是惊讶于德国既然已发出最后通牒，奥地利就无须担心得分兵对付俄罗斯，但埃伦塔尔却未利用这机会入侵、瓜分塞尔维亚。但因此次大胆行动有功而获皇帝赠予伯爵之位的埃伦塔尔，没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他清楚理解到这场危机所暴露的一个重要事实：俄罗斯人退缩，完全是因为德国的威胁，而非奥地利的威胁。俄罗斯人会（在德国胁迫下）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不会允许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诚如某美国外交官所说的，埃伦塔尔“能得手，主要归因于虚张声势和德国的支持与影响力”。但德国人不会开出空白支票，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行径照单全收。[38]

但空白支票已在准备。德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会面，以强化同盟关系。一九〇九年，奥匈帝国与德国两国军方举行自一八九六年以来的首场参谋会谈。上一次两国参谋碰面议事时，主要谈俄罗斯问题，而在这场新的参谋会谈上，毛奇告诉康拉德，他很遗憾一九〇八年未爆发战争，“那时的情势会比几年后的情势更有利于奥地利与德国”。[39]新情势——和德国人所制订用以利用那些新情势的计划——的确不同以往。一八九六年参谋会谈后，德国人的打算，原只是在西边挡住法国，在东边与奥地利人联手对俄国发动压倒性攻势。一九〇五年，在施里芬计划——因德国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而得名——影响下，一切改观。德国人的攻守计划彻底翻转，改成要以本身少许的基本兵力和大部分奥地利陆军挡住动员缓慢的俄国人，把德国九成兵力集中对付法国人。照计划想定，德国人于不到六星期击败法国人后，会移师东部战线解决俄国人。[40]

作战计划如此变动，令奥匈帝国大觉不妙，毕竟奥匈帝国战时动员全部兵力，也将只有俄国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康拉德接受这一改变，态度出奇泰然。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之前，康拉德写了一本战术性著作《论战术和步兵的战斗教育》（Studies on Tactics and The Battle Education of Infantry），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主张战斗成败取决于心理素质更甚于身体素质。他说，“不怕苦且勇敢”，一往无前且不惜牺牲性命的部队，即使面对人数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会打赢。[41]大部分奥地利军官同意他这看法；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已证明刺刀冲锋战术已过时，但在奥地利陆军，一如在欧洲其他陆军里，相信这一战术者仍大有人在。有位奥地利军官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写道：“这一原始工具（刺刀）振奋士气的作用，绝不容轻描淡写带过；刺刀是进攻精神的最佳体现，它将士兵的信心与其欲击败敌人的念头绑在一块。”[42]

对政局不满的奥匈帝国士兵，恐怕会是欧洲最不可能为国牺牲性命的士兵之一，但康拉德不以为意。更糟的，他从未催促德国人告知其作战计划细节，他也从未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详情告诉德国人。两国陆军只是粗略交代各自的战略目标（击败法、英、俄和征服巴尔干半岛），却未在如何达成那些目标上达成一致见解。双方都太想保住自己行动上的独立自主，因而只达成以下共识：奥地利人会在俄罗斯完全动员之前猛攻俄国，德国人会将数量未定的兵力部署于东边，以为奥地利人将兵力调到东部战线争取时间。

康拉德知道届时他需要时间，因为他打算于进兵俄国途中灭掉塞尔维亚，一个他未告知德国人的计划。康拉德推断，从波斯尼亚与南匈牙利突然奔出的二十个奥匈帝国师，就足以击溃塞尔维亚人。他一味认定，直到他攻破贝尔格莱德，把目光转向东边为止，剩下的奥匈帝国陆军和兵力未定的一支德国陆军，都会在波兰、加利西亚守住战线。这一刻意的含糊，将带给奥地利人灾难。即使在平时，俄国陆军都拥兵一百五十万，那么在战时动员后，会壮大到六百万或更多。奥地利平时有四十万现役军人，战时最多扩增为两百万，且都装备不良，若碰上俄罗斯大军如洪水般袭来，只会灭顶。[43]

埃伦塔尔始终认定，若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强势政策，将吓阻俄罗斯，镇住贝尔格莱德，使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国。结果情势发展与此背道而驰：塞尔维亚报界激愤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吞并，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尔维亚政府则鼓励组织爱国会社，例如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二百二十个分部的民族自卫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伦塔尔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罗地亚人提出诉讼，指控他们与贝尔格莱德往来，阴谋叛国。诉讼案的主要证人是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这一轰动一时的审判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永审判”（Friedjung Trial）。弗里德永、埃伦塔尔和后来的康拉德三人，在这场审判中被确证为叛国证据的那些文件，后来查明是埃伦塔尔的外交部所伪造。这一令人难堪的大挫败，让人窥见已开始席卷这个多瑙河君主国的恐慌。卡尔·克劳斯的讽刺性报纸《火炬》（Die Fackel），以怀疑口吻愤愤说道：“一言以蔽之，奥地利历史就是如此，发生了那么多事，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场审判是个“地震，但没有叶子从树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错与愚蠢之间的搏斗”。埃伦塔尔的所作所为“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破坏政策”。弗里德永的角色很可悲：“他操着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剧院（译按：奥地利国家剧院）式的德语，圆润洪亮，抑扬有致；他讲话的口吻像是奥托卡尔（Ottokar）——‘这个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克劳斯提到在维也纳葡萄酒馆里演奏的欢乐音乐，推断“葡萄酒馆音乐骗不了世人，世人还是会了解这场审判的真正含义”。[45]

埃伦塔尔有一更大策略来强化其在巴尔干的前进政策，“弗里德永审判”则是这一更大策略的一环，但塞尔维亚人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