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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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响起了一阵巡逻的夜哨的脚步声，渐渐近了，是两个从不同方向巡夜的哨兵突然遭遇，发生了误会，同时拨响枪栓，大声询问“口令”。然后，两个哨兵在谈话。刘思扬想听他们谈的什么，但太远了，听不清楚。


　　哨兵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泉水和风还在不息地响。


　　“你怎么不睡觉？”背后忽然传来成岗低沉的询问。刘思扬的思路被打断了。


　　“我……睡不着。”


　　铁链锵锵地响，成岗动了一下。嵌在脚上的铁镣，像冰一样冷而且重。刘思扬一时看不清他的身影，只能听到他淡淡的声音：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刘思扬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能说明此刻的心境，只简单地说：“想渣滓洞的同志们。”


　　成岗不再说话，在铺位上默默地躺着。刘思扬独自坐着，眼睛仍然盯着黑暗的墙壁……天亮了，楼上楼下还是静悄悄的。刘思扬睁大眼睛，躺在屋角里，望着房顶上雪白单调的天花板。没有黎明时的歌声，也没有熟悉的战友们读书的声音，一点略带生命气息的响动都没有。山上的涧水，潺潺地流，在这万籁无声的清晨，听得十分清楚。


　　这里不像渣滓洞。这个感觉，昨天一到就产生了，此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深，更鲜明了。一年来，他习惯于用渣滓洞人们的眼光，来衡量一切，因而，他感到白公馆这个地方，完全不像渣滓洞那样活跃和充满斗争。甚至，这里连渣滓洞那种深夜里激动人心的梆声也没有……到了放风的时间，刘思扬拖着沉重的铁镣，蹒跚走出牢门，希望尽快打量一下这座魔窟的环境。走到楼栏杆边，了望了一下四面的高墙，墙上布满电网，只能从电网的孔隙中，才望得见远处的山峦。高墙中间包围着一个天井模样的院坝，除了他们住的这座楼房，在院坝右边还有一排房子，粗看像平房，细看却有几层，有一间门上挂着“管理室”的牌子。管理室旁边，是条阴森的隧道，通向平房底下黑黝黝的地底。院子里有谁栽了几棵绿色的小树，幼小、纤弱，那岩石的院坝不能给它们以些许的营养，但这些小树竟然活着，叶片绿绿的，细小的枝干，就像从树上攀折下来，活生生地硬插在岩石上的。墙头上，涂满了反动标语。刘思扬瞟了一下，什么“以三民主义训练思想，以三民主义规范行动，以三民主义约束言论”。还有一些大字：“统一思想！”“以三民主义消灭马列主义！”……


　　刘思扬不屑再看。


　　院坝里，空荡荡地，渺无人影。


　　隔了一阵，才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无声无息地在院子里出现了。他的头发雪白，满脸花白的胡须又浓又密，像刺猬的箭毛一样遮住脸庞，只露出一对滞涩的眼睛。他糊里糊涂地沿着院坝，用一双枯黑的脚板，机械地神经质地独自跑步……也许，这个人就是老大哥说过的，那个老疯子？


　　又隔了一阵，才看见，几个骨瘦如柴的人，赤着脚，慢吞吞地也到院子里来了。他们似乎只会按照迂缓的习惯动作，缓缓地散步，眼神灰暗而迟滞，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张望。他们很少抬头上望，最多，只用冷冷的目光，微扫一下楼上新来的人。像根本没有发现刘思扬似的。只有一个稍微年轻点的，提了个瓦盆，在给那几株小树洒水，仿佛无意之间，多看了刘思扬一眼，但也只是多看一眼，再没有更多的表示。


　　真是个冰冷的世界。刘思扬对于铁窗生活，早已逐渐习惯了。不管是在二处，或者渣滓洞，他都得到过无数同志式的友爱和关心。一张字条，几句鼓励的话，轻轻的一个微笑，和那些在牢房阴暗角落的墙壁上坚贞的题词……都使他感到是和集体生活在一起，免除了冷淡和寂寞。可是，走进白公馆的第一分钟，那种可怕的寂寞，就开始使他心里发凉。此刻他的这种感觉，更沉重了，比成岗带给他的更加沉重。这里的人们面目呆滞，几乎没有表情，多年的囚禁生活，似乎使他们失去了欢笑的可能。同样是中美合作所里的集中营，但是，渣滓洞和白公馆大不相同。白公馆关的人少些，尽是案情严重的人。他们不是用日、月，而是用年岁来计算时间。那些苍白而衰弱的人，许多是被捕了十年八年的，他们被埋在活棺材里，也许早已丧失了对自由的怀念。


　　也许，这里有党的组织？但是刘思扬无法相信，这里能出现渣滓洞那样狂热的斗争。


　　刘思扬冷静地观察着，过了几天，他进一步发现白公馆集中营情况的复杂。这儿关的人不多，但什么样的人都有。住在成岗和刘思扬隔壁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黄以声，身材魁伟，是国民党东北军的军长，特务称他“黄先生”，生活受优待，很少和人讲话，成天靠着栏杆，或者迈着机械的军人步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走到尽头就来一个立正动作，再向后转，再机械地前进。他喂着两只猫，一大一小，散步时，溺爱地把猫抱在怀里，轻轻地叫“乖乖，乖乖”。刘思扬没有和他讲过话，大概成岗和他也没有往来。只是前两天，一只小猫不见了，他四处寻找之后，偶然走过窗前，才对成岗和刘思扬说了一句话，问他们看见了他的小猫没有。


　　黄以声身边，时常出现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孩子的身子特别细弱，却长了一个圆圆的头。这是谁的孩子，怎么出现在集中营里？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长着一双聪明诱人的眼睛，不像是特务的小孩。每天，这孩子都带着书，晃着一个大脑袋，到黄以声房间里去。刘思扬见过这孩子几次，那个奇怪的孩子并没有被刘思扬的铁镣惊跑，相反地，孩子靠近一步，抓住门上的铁条，踮起脚尖，把又大又圆的脑袋，伸进了风门，大胆地问他：“你是从渣滓洞来的？”


　　刘思扬深深地惊诧了，这孩子怎么知道他的底细？“你看你嘛，”小孩笑了，小手摸着下巴。“胡子好长哟！你在渣滓洞起码关过大半年！”


　　刘思扬摸摸自己满腮的胡须，完全被孩子的判断迷惑住了。


　　“二天我来找你们耍，黄伯伯要我背书了。”孩子说完，便跑向黄以声的牢房。到了门口，没有忙着敲门，却回头朝刘思扬说了一句令人无法理解的话：“成岗是我的朋友！”


　　还有一个更古怪的家伙，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走路时驼着背，踮起脚，一摇一摆。他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蒋介石过去的侍卫队长；原来是个红得发紫的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他想谋杀“老头子”，马上被抓起来，打成了残废。这侍卫队长，已经关了十四五年，是白公馆最老的“政治犯”之一，也许“老头子”有一天还要用他，所以一直受着看守人员的优待。他的消息灵通，一天到晚和看守人员靠在楼栏杆边吹牛。碰着成岗和刘思扬出来放风，也要踱拢来扯上几句闲话，感慨一番。那些看守员说他是“相命专家”，他也吹嘘自己精通“麻衣神相”，到处找人看相，解说手掌上的纹路。这几晚上，他为看守员算命到得意之际，哈哈大笑，虽然隔了墙壁，也听得到他那枭鸟一般的怪笑。住在楼上的，差不多都是受特殊优待的“政治犯”。也许，受着特殊优待的，还有那个不知名的小孩。这些人，虽然和成岗、刘思扬只隔一道墙壁，待遇却完全不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