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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召唤市民参加议会。市民们集中到广场上之后,军队从外面将他们围了起来。枢机主教维泰斯基及教皇的另外两位代表最先出现在围栏之内,伴随着响亮的号角声,全体执政官和共和国的官员们很快也都到齐了。执政团秘书依照传统向市民们大声提问:“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你们是否许可成立最高司法委员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革?”人群顺从地表示同意,一个由350名市民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随即被选举出来。对于美第奇家族的流放判决立刻被撤销了,他们还因为流放期间的良好表现而受到了赞扬,并被正式邀请回到佛罗伦萨。
1434年9月28日,也是科西莫被流放整整一年之际,他在300名威尼斯士兵的护送下离开威尼斯返回佛罗伦萨。几天后,他在晚餐时间到达了位于卡雷吉(Careggi)的乡村别墅。[8]一路上经过的村庄,到处都是向他欢呼致敬的农民。通往佛罗伦萨的道路上也满是欢迎的民众,连佛罗伦萨城内的街道上也聚满了翘首以盼的市民,等着目睹美第奇家族荣耀的回归。为了避免发生骚乱,执政团紧急通知科西莫等天黑再进城。日落之后,科西莫在弟弟洛伦佐的陪同下,带着一个仆人,跟随一个城里派来的执仗官,从巴杰罗宫附近的一个小通道重新进入了佛罗伦萨。他在市政厅一个特意为他准备的房间里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先去拜见了教皇并感谢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然后才回到巴尔迪宫。迎接他的群众聚集在街上喧闹地欢呼,仿佛他是“取得大胜凯旋”的英雄。
此时对他敌人的判决已经被公布出来。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和他的儿子,甚至后代都不得进入佛罗伦萨,其他几个家族也受到了同样的判决,有的甚至是整个家族都被流放,因为依照佛罗伦萨的习惯,有时犯罪被认定为既是个人罪行也是集体同谋。在被流放人员名单中还包括佩鲁齐、瓜斯科尼(Guasconi)、瓜达尼和圭恰迪尼家族的成员,以及尼科洛·巴尔巴多里和马泰奥·斯特罗齐(Matteo Strozzi)。事实上,被流放的总人数超过了70人,其中很多是众所周知的大家族。所以,也有人抱怨科西莫把佛罗伦萨的大家族都赶走了,而科西莫则以他一贯的嘲讽口吻反击道:“在佛罗伦萨,扯七八码红布就可以造就一个新市民。”
科西莫回归之后,弗朗切斯科·费勒夫并没有留在这里接受和阿尔比奇一样的判决,而是早早逃到了锡耶纳(Siena)去效忠维斯孔蒂家族。费勒夫写了一系列诽谤美第奇的文章来煽动佛罗伦萨人起义,甚至可能还协助雇用了一个希腊杀手刺杀科西莫。没什么人为这个令人厌烦、脾气乖戾又爱慕虚荣的学者离开佛罗伦萨感到可惜,倒是有很多人为值得尊敬、诚实守信的帕拉·斯特罗齐被流放帕多瓦而难过。然而科西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富可敌国又容易受人影响的帕拉·斯特罗齐必须离开佛罗伦萨,这样才能保证他自己在佛罗伦萨的位置更稳固。当被请求看在旧时情分上帮助美言几句的时候,科西莫还是摆出了他标志性的模糊态度,对最终判定的流放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他显然有理由安慰自己说,政治从来不是帕拉·斯特罗齐的强项,在帕多瓦那个没有政坛纷争侵扰的地方,他的生活反而会更幸福。事实也证明,帕拉·斯特罗齐在帕多瓦安顿下来,过上了平静祥和的日子,终日忙于研究、讨论和收集藏书。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科西莫不止一次希望自己能过上那种简单的生活。在其他一些意大利邦国里,死刑是比流放更常用的刑罚,统治者背后也都有强大的军队在支持和保护。但死刑和军事独裁都不是佛罗伦萨的传统,而佛罗伦萨的传统是不容被质疑的。科西莫想成功地统治佛罗伦萨,就必须做得像他根本没有在统治佛罗伦萨一样;如果想要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就必须精心计算,把可能产生的对传统的冒犯降低到最小。如果不依靠政治影响力就能控制并扩大自己的银行事业,那么科西莫一定愿意隐于幕后,远离这些纷争。银行事业才是他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就算有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杖在手,科西莫也会选择继续做一个银行家。然而,像他父亲被迫认清的现实一样,佛罗伦萨的富商想避免参与政治,绝对是不明智的。即便如此,科西莫还是成功扮演了一个单纯的、成功的银行家角色。表面上他乐善好施、平易近人,时刻准备好接受共和国委派给他的任何政治或外交任务,并且协助制定财政政策,而实际上他才是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他以极其精妙的技巧维持着自己的权势地位,他的朋友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写道:“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嫉妒,科西莫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时,会想方设法让这个提议看起来是由别人而非他提出的。”至于多得无法掩饰的巨额财富,科西莫会按照比别人高很多的标准缴税。不过同任何精明算计的富人一样,科西莫也会做假账,通过夸大坏账的数额来降低需纳税部分的数额,使实际缴纳的税款远低于其真正收入应缴纳的数额。没有人真正清楚科西莫到底有多富有。他一生中被选举为首席执政官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也从不考虑担任什么永久性的政府职务,更不会冒佛罗伦萨人之大不韪去建议从本质上改动现行的并不完善的宪法。他唯一的提议是建立一个“大委员会”(Consiglio Maggiore),全权负责国家安全和税务,这个机构是后来的“百人团”(Cento)的前身。科西莫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形式的炫富,他选择骑骡子而不是高头大马。待时机成熟后,他甚至故意让众人以为那个虚荣、健谈、奢侈且充满野心的卢卡·皮蒂(Luca Pitti)才是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它表面呈现出来的样子。尽管宪政机构和部门都像原来一样存在,但是在遇到政治压力或军事威胁的时候,美第奇家族总可以委托精心挑选的选举官(Accoppiatori)来操控候选人名单,防止美第奇家族的敌人当选执政官。大部分选举官都与美第奇一派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同样是从被流放地召唤回来的显赫市民阿尼奥洛·阿恰沃利就支持美第奇一派;精明、能言善辩的组织家普乔·普奇,不仅是科西莫从工匠阶层中提拔起来的人才,也是公认的美第奇一派的经理人。美第奇一派的根基无时无刻不在扩大。在普奇的建议下,贵族被重新定性为平民(Popolani),这样他们理论上就拥有了竞选政府职务的资格。这一举措也赢得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他们选择将其理解为一个值得赞扬的民主决定。那些出身卑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佛罗伦萨历史上第一次被视为有能力担任政府职务的人,这更让民众感到无比满足和自豪。然而事实上,当权者早就想好了措施以避免这一政策偏离他们的意愿。古老的贵族家庭依然是被排除在实权之外的,而超过四分之三人口的劳动者依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以圣玛丽亚诺韦拉区域为例,该区新获批准的159个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市民中,超过145人是依据1449年规定本来就有竞选资格的人的儿子、孙子或兄弟。
短短几年间,表面上松散的美第奇一派,其势力根基已经相当稳固,而且他们被坚定地视为代表佛罗伦萨整体的利益,所以科西莫不再需要费心去压制什么反对声音。他的老朋友内里·卡波尼(Neri Capponi)是个传统的共和派,他偶尔会表达一些对科西莫暗中发展势力的担忧;另一位有同样担忧的是詹诺佐·马内蒂(Giannozzo Manetti),他是一位富有而博学的商人,时常会被委以外交任务。不过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而且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卡波尼在1455年就去世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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