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历史中的玫瑰战争

《亨利四世》的上、下两部，以及《亨利五世》，都对这段百年内战进行了描写。该段历史始于1399年理查二世被罢黜，直至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的结合为止。和爱德华·霍尔一样，莎士比亚的作品对玫瑰战争的表述更为精妙，呈现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形势与环境。莎士比亚无疑认为亨利六世作为国王是无力或无能的，这动摇了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但他同样也关注到了那些野心勃勃、阴险狡诈的贵族，尤其是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后来的理查三世）及其父亲约克公爵理查。莎士比亚笔下的完美君主只是出现在四部曲中第一部的结尾——亨利·都铎身上。四部曲中的第二部故事更为复杂，它提出了关于王权的一种发展理念。理查二世无疑是一位不合格的国王，这个明面上政治统一的国家正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考虑到国家及公共利益，究竟是推翻还是继续忍受这个暴君呢？相较于1399年的历史史实而言，莎士比亚的描述更多地是借鉴了之后的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胶着的英格兰政治情况。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即亨利四世，像理查三世一样不择手段，如同亨利五世，他一加冕就背叛了他的酒友及导师福斯塔夫（Falstaff）。之后都铎王朝的评论家，例如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其史诗作品《内战》（The Civil Wars）在1595年至1609年间以不同版本面世，揭露了玫瑰战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甚至还援引了同一事件中的对立观点，让读者自己判断对错。这些16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都铎王朝谜团”的各抒己见，都反映了玫瑰战争的复杂性，亦对这段波折丛生的15世纪历史提供了多角度的解释。

玫瑰战争及其专门史研究

19世纪中期，历史撰写方法及历史教授的方法发生了深刻变革。19世纪2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以大学为基础，通过对档案，尤其是对政府资料和记录进行严格要求，普及了一种“专业的”历史撰写方式。这种新的历史记录方式在学者及历史相关从业者中引发了讨论，呈现在海量著作或新近出版的专业历史刊物中，他们力图用华丽有力的语言讲述国家发展进程。英国的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一名牛津主教，1866年始任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他对冯·兰克的研究方法格外欣赏，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斯塔布斯对我们了解中世纪历史，尤其是关于玫瑰战争的历史做出了两点重要贡献。首先，作为一名热衷于出版原始记录的人，他开创了从学术角度出发，大量编纂15世纪手稿资料的先河。其次，他的不朽著作《英格兰政治体制的起源与发展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共三卷，内容详尽，覆盖面广，为我们了解英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系统框架。其叙述面面俱到，着重强调了15世纪的重要性。

斯塔布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做到了莎士比亚和都铎时期的历史学家们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即用简洁明了却包罗万象的语言来解释玫瑰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用20世纪揶揄他们的话来说，他们进行了“历史的 辉格派注6解读”，但是他们的解释言辞简练，大胆而标新立异，这是十分难得的。斯塔布斯将15世纪的历史置于英格兰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中去解读。这样一个进程最早从罗马时期日耳曼部落在丛林中生活就已经开始，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不列颠，君主立宪发展成熟，英国的政治体制也真正成形。同冯·兰克一样，斯塔布斯认为国家命运由上帝的旨意主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事件都要纳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中：他写道，中世纪历史“不是大量史实和观念的集合，而是将其整个过程上的每一阶段串连起来”。7斯塔布斯称，像爱德华一世这样中世纪晚期的杰出君主们，都承认他们的权力是由以议会为代表的人民所赋予的。他认为是爱德华三世的妥协和失误促成了玫瑰战争的爆发。为了给百年战争筹措资金，爱德华三世舍弃了自己大部分的权力给野心勃勃的贵族，授权同意让贵族们来召集军队。他的子嗣众多，通过将王室财产分给他们，爱德华三世的王权进一步被削弱，然而这点本身并不对王朝有致命影响。任何国王，如果和议会并驾齐驱，就像亨利四世和他的“兰开斯特的宪政实验”（Lancastr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那样，是能够弥补王权统治内这些固有不足的。尽管如此，懦弱的国王——典型代表就是亨利六世，如果无法控制政权核心里的破坏势力，内战就在所难免。约克王朝的君主试图利用权谋和暴力而不是宪法（和议会）阻止王朝的衰落，下场也是如此。斯塔布斯表示，国家需要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在中世纪末期将英格兰从低谷中拉上来，为其在17世纪议会再度繁荣打下了基石：“国家必先经过休养复兴、法治和改革，才能变得昌盛。”8

15世纪的凄惨情形是国家前进道路上一段插曲。懦弱无能、优柔寡断的君主，再加上横行无忌、野心勃勃的贵族，将这段时期搅得一团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另一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查尔斯·布拉默（Charles Plummer）的著作中，这段时期的社会状况被描述得淋漓尽致。1885年，他编纂了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的《英格兰的治理》（Governance of England）一书，细化了其对亨利六世统治下国家灭亡的分析。在他看来，玫瑰战争的爆发起源于君主经济窘迫， “强势大臣”注7在财务和政治上比国王更有影响力，大批武装扈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秩序混乱。布拉默创造出“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一词，用来描述贵族及其扈从之间的脆弱关系，这一关系基于金钱报酬，而不是按严格意义上的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布拉默是兰克学派（Rankean School）的一名历史学者，他利用当时的资料，例如《帕斯顿信札》（Paston Letters），来表明15世纪的英格兰时局动荡。威廉·丹顿（William Denton），一位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毕业于牛津大学，他出版了一部关于15世纪的历史著述，吸引了众多读者。在书中他用近乎讽刺的语言描绘了15世纪的严峻形势，其中还掺杂了都铎时期的作家，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等较为异想天开的描述。在丹顿看来，一切麻烦都始于罢黜理查二世这一事件，但是由于道德败坏的贵族从中作梗，暴力相向，导致事态加剧升级，失去控制（贵族之所以自甘堕落，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14岁开始就沉溺于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斯塔布斯所建立、布拉默和丹顿将之进行戏剧化渲染开来的关于玫瑰战争和15世纪的历史全貌却反响寥寥。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仅将其概括为“对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统治期间爆发的一系列内战的总括……其中伴随而来的凶猛残暴和野蛮行径，在英格兰战争史上前无先例，后无来者”。9

进入20世纪之前，斯塔布斯派（或是辉格派）对于15世纪持有的观点一直在历史解读中占据首要地位。虽然也会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但是他们的看法并未严重削弱主流观点的影响力。牧师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