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历史中的玫瑰战争

en，1837～1883），与斯塔布斯处于同一时代，他是一名政治激进者。1874年，他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出版后，受到了巨大欢迎。格林在他对15世纪历史的描述中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新观念。首先，在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的“新君主制”（New Monarchy）下，改革国家管理，财政节省开支，君主财富和国家稳定得以恢复。其次，格林对玫瑰战争的破坏力提出了质疑。格林在政治上的同情心使他的关注点更集中于普通人民群众，而非国王和贵族的遭遇上。由此，他对丹顿和布拉默所持有的15世纪悲观之见表示怀疑。当贵族们在陶顿、图克斯伯里和博斯沃思战场上“大部分是为了争夺贸易机会和土地”而互相残杀时，格林称，“他们的立场就完全对立了”。10格林不屑于对当时留下来的资料进行研究，他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写作的，所以在当时的英格兰，他对学术型的史学家没有带来多大影响，不过他所刻画的亨利七世对美国史学家，尤其是对弗雷德里克·迪茨（Frederick Dietz）和沃尔特·理查森（Walter Richardson）而言，格外重要。此外在某些方面，他的观点与查尔斯·莱斯布里奇·金斯福德（Charles Lethbridge Kingsford，1852～1926）有不谋而合之处。金斯福德是20世纪早期研究玫瑰战争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他同样也在大体上忽略了官方记录，但是对丰富的文学史料，特别是15世纪中期的乡土志和私人信件情有独钟。在金斯福德［1923年他在牛津大学福特讲座上的讲稿于两年后出版，名为《15世纪英格兰的偏见与承诺》（Prejudice and Promise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看来，都铎王朝的史学家令后世的史学家对15世纪怀有某种“偏见”。罗拉德派（Lollards）是后来出现的新教的先驱，然而对于该教派异军突起的那段时期，金斯福德却格外强调了其中所掀起的文化与知识的浪潮。乡土写作为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都铎时期的探险家，如德雷克（Drake）和罗利（Raleigh）身上体现出来的冒险精神，都可以在英格兰西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无序骚乱中找到影子。11

K. B. 麦克法兰和玫瑰战争

20世纪中期，另一位牛津大学教授K.B.麦克法兰（K.B.Mcfarlane，1903～1966）为研究和叙述15世纪历史提出了一个新观念。他的学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为我们了解玫瑰战争指明了新的方向，而他出版的海量著作则影响更甚。12对于斯塔布斯采用目的论的方法来研究15世纪英格兰宪政的发展史，以及对以T. F. 陶特（T. F. Tout）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史学家的观点——从行政和制度的角度切入研究，麦克法兰都提出了质疑，而他个人则关注于群众事业以及贵族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私人关系网。他的学说和著作对于史学家研究玫瑰战争的方法产生了三点重要影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反驳了布拉默的“变态封建主义”，以及布拉默对中世纪晚期贵族无知堕落和生性残忍的刻画。基于对一个贵族家庭私人资料（地产文书和少量信件）以及官方记录和历史描述的研究，麦克法兰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贵族家庭的形象，而非泛泛之论。据此，他为地主阶级的共性和个性方面都赋予了新的阐释。整体而言，贵族（就议会贵族而言）和乡绅组成了土地贵族集团，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多相似之处：对骑士精神和绅士风度的理解，对国王和贵族信条的尊重，以及坚信土地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下，当政治危机出现时，一些独立的地主有相对自由的权利来选择是否支持他们的君主。而他们的个人财富则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个人能力、疾病或其他身体缺陷、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最常见的则是单纯未能诞下子嗣。

麦克法兰对个体的强调促使他发展了对15世纪中期的第二个基本设想。从根本上说，他认为英格兰政体在结构上并没有什么问题。英格兰的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牢固健全，在整个15世纪保留完好，而实际上它们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都沿用了下来，其中不但包括英格兰的行政、财政和司法制度，最为关键的是，也包括了社会制度。因此，麦克法兰否定了“变态封建主义”这一具有贬损意味的词语。金钱报酬和扈从制度并没有破坏社会稳定与贵族的地位。相反，贵族的领地日益增多，但基于仆从效忠并追随领主出征作战的传统关系却开始逐渐削弱，金钱报酬和扈从制度的出现可以很好地抵消这种趋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来，麦克法兰注意到，签订契约不仅仅是征募军队、确立服役事宜的方法，契约上同时也规定了在和平时期，扈从也要充当贵族主人的家仆、庄园管家和法律顾问。这种早已在英格兰政治社会根深蒂固的体系是建立在扈从和贵族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上，它并不是“纯粹”的封建主义，而是为应对中世纪末期的波诡云谲所做出的必要调整。因此，玫瑰战争爆发的关键不是社会结构问题，而是围绕在君主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尤其是亨利六世的不胜其任。于是，麦克法兰否定了以下这一观点：爱德华三世将国土分给他的后裔这一举措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政治和军事根基，使得国家在比君主更加富有、更为强大的大贵族的支配下，毫无反抗能力。他还对“强势大臣”这个概念嗤之以鼻（在辉格派观念中，都铎时期，贵族对君主的服从基本上可视为是现代政府形式的前身）。1964年，麦克法兰在英国科学院的演讲中，精彩地总结到：“而实际上，只有无能的君主才会惧怕‘强势大臣’。君主之所以无能，因为他本身就不适合当君主，而不是因为王位合法性问题和他在统治谋略方面的欠缺。”13

简而言之，玫瑰战争的起源应该要追溯到亨利六世并不适合成为君主，而1469～1471年和1483～1487年战火再燃则要归咎于爱德华四世轻率的决定（迎娶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以及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错误决断（在篡夺其侄爱德华五世的王位一事上）。

最后，麦克法兰修正了诞生于都铎时期作家笔下，后由布拉默、丹顿和其他史学家渲染夸大的15世纪的凄惨光景。与他们不同的是，尽管麦克法兰意识到了战争残忍、贵族扈从伤亡惨重，但是他着重指出，战事爆发及随之导致的民不聊生之景，在时间和地域上分布零散。国家并非无法避免陷入战争之中，而许多百姓也极不情愿拿起武器投身战斗。同样，麦克法兰的研究也强调经历的个人特征，即使是处于社会最高阶层的那些人也只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沃里克伯爵的扈从亨利·弗侬爵士（Sir Henry Vernon），在1471年巴尼特战役之前，是可以对沃里克伯爵的召唤不予理会的。麦克法兰还列举了许多其他人物的例子，他们都明确拒绝只效忠于一位贵族。更有可能的是，15世纪下半叶这种趋势加剧，表明地主阶级越来越不愿卷入贵族之间的王位争夺战之中。

麦克法兰的出版著作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所留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和他对15世纪历史所进行的研究为后世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后来还包括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学生）在玫瑰战争的研究与著书领域的复兴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麦克法兰的接班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杰拉尔德·哈里斯（Gerald Har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