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叛乱及复辟：第二次战争（1469～1471）

兰开斯特派在北方地区抵抗活动的结束以及1465年7月逃亡中的亨利六世被俘，原本应给整个王国带来和平与稳定。尽管持不同政见的兰开斯特派仍然在国内外图谋叛乱，但他们缺乏挑战爱德华四世统治地位所必须的相关资源。K. B. 麦克法兰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懦弱的统治者才会惧怕强势大臣”。1

与亨利六世不同，爱德华四世在个人品性或者统治手腕方面毫不软弱，但是他的王室权威却要受限于他本人所操控的政治文化和统治机构之下。整个15世纪60年代，国王的公共权力与沃里克伯爵及其亲属内维尔兄弟的私人权力并驾齐驱，国王一方始终感觉如芒刺在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沃里克伯爵作为“强势大臣”的地位（毫无疑问在60年代他的处境的确如此）主要不是来自于他的个人领地，而是来源于国王授予他的职位所带来的资源和影响力。爱德华四世作为国王，他在外交政策、采纳大臣意见以及个人婚姻方面乾纲独断，这并非不合理，但却对沃里克伯爵的权力构成了挑战和损害，遂成为1469年内战之火重新燃起的根本原因。伯爵作为“立王者”的政治手腕、废黜爱德华四世重新拥立声誉扫地且无能的亨利六世的行为，表明了15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存在的王权不断被削弱的结构性问题。然而，爱德华四世1471年的胜利则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强有力的王室统治的极度渴望，这也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政治的一大特征。



爱德华四世、沃里克伯爵与伍德维尔家族


当时的政治观察者们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年轻的爱德华四世是依靠其堂兄沃里克伯爵——理查·内维尔而获得王位的，而在15世纪60年代初期，沃里克伯爵是整个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物。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肯尼迪认为他是“位于爱德华四世一人之下的英格兰总督”。法国一位政治观察者以嘲讽的口吻调侃英格兰“有两位统治者，一位是M. 德·沃里克，另一位的名字我忘记了”。2沃里克伯爵的地位部分取决于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富豪所具备的私人权势。他凭借妻子的继承权获得了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庄园（他的爵位就是从妻子那边得到的），并且在1460年父亲去世后继承了位于英格兰北部的遗产。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地位也取决于他代表国王所行使的公共权力。到1464年时，沃里克所担任的公职之多可谓前所未有。自1455年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加来指挥官。他对加来城中军事资源的控制在1459～1461年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457年12月，为了回击法国对桑威治的偷袭，他被任命为海防总司令，军费来源是除桑威治和南安普顿这两个港口之外所有其他港口的吨税和磅税补贴。爱德华四世登基之后新的责任又落在了沃里克伯爵的肩上。担任 五港同盟注16总督和多佛城堡的总管强化了他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势力。他还被任命为英格兰海军上将。在北方地区，他继承了其父在内维尔家族内部的关系网。他还被任命为国王的代理官员。1461年5月，沃里克伯爵收到了一纸文书，对他终身继承父亲或兄弟的公职予以确认。这些职位包括西部边境地区总督、兰开斯特公国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所辖领地的首席总管，以及未成年人和叛乱者所拥有庄园的监护者。他的亲属也得到了奖赏：他的叔叔威廉·内维尔，即法康堡勋爵，被任命为肯特伯爵，并成为王室总管；沃里克的兄弟蒙塔古勋爵约翰于1462年被封为嘉德骑士，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东部边境地区总督。为了表彰蒙塔古勋爵在北方地区的功绩，1464年5月他又被擢升为诺森伯兰伯爵。一年之后，他又得到了此前被抄没的珀西庄园资产。1466年，国王为了补偿拖欠沃里克伯爵的边境总督职位的薪水，授予他领有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荣誉，同时让他接管了蒂克希尔城堡（Tickhill Castle）、纳尔斯伯勒城堡（Knaresborough Castle）以及庞蒂弗拉克特城堡。正如迈克尔·希克斯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命“显示出了内维尔家族的决心，特别是沃里克伯爵的决心——紧抓现有的一切，并将其扩大”。3

沃里克伯爵已经成为第一伯爵，并且还是一个拥有强大势力家族的领军人物。这些奖赏为他提供了成为强势大臣所需的手段。15世纪60年代初，他自己庄园的收入大概在每年7000英镑的水平之上，而通过职务获得的薪水至少为每年5000英镑，这样一来，他的收入就是50年代约克公爵收入的两倍。此外，利用已拥有的资本，他还可以从商界特别是加来大宗商品商那里筹到贷款。1466年加来大宗商品商同意用羊毛关税资助加来要塞卫戍部队，解决了军费开支这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难题，而正是这个难题曾导致了前几任富有的加来指挥官最终以破产告终。沃里克的收入可以使他着手开展大规模保留人气的活动，例如随意地给他旗下的穷苦军士发放救济，并为他的家庭树立起了热情好客的名声，凸显了他作为良好贵族的身份。正如后来的一位伦敦编年史作家在记录中所说的那样：“沃里克伯爵对全英格兰的民众都非常慷慨，因为他在全国各地的住宅每天都会接待那些需要住宿和休息的人们。”4此外，即使是那些未曾分享过伯爵慷慨之泽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对他海上防御所取得的功绩、出使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壮举，以及为公平正义和公众利益而献身的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沃里克伯爵堪称“大众偶像”，受到普通百姓的爱戴。如果皇家政策与他个人或内维尔家族的利益相悖，那么他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以及大众对其的拥戴向王室政策发起挑战。5

从1464年起，在王室政策发展动向上有两个方面可以被视为威胁到了沃里克伯爵的利益。第一个是法律顾问机构的问题。在整个15世纪50年代里，国王听取立法建议的权利以及根据他个人认为的最佳建议而采取行动的权利都受到了挑战。然而，这是英格兰政治文化的一项基本原则。约克公爵及其同盟把他们的政敌视为典型的“邪恶顾问”——这些人采用垄断法律顾问机构的手段来暗中破坏公众利益。毫无疑问，在爱德华四世当政初期沃里克伯爵和内维尔兄弟即是内阁成员的首领。他们与国王的亲近关系一方面源于他们与国王的私人及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则起因于他们所担任的公职。在15世纪50年代的前5年里， 皇家特许状注17的见证人名单显示，沃里克伯爵、肯特伯爵（1463年去世）、蒙塔古勋爵以及大主教乔治·内维尔在见证人中居于主导地位。爱德华四世登基之初，国王和内维尔兄弟共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尽管其他内阁大臣和朝臣也因为功绩而得到了丰厚的封赏，但在这些年中他们却始终扮演着附从者的角色。国王的宫廷内侍黑斯廷斯勋爵地位显赫，而赫伯特勋爵、芒乔伊勋爵（Lord Mountjoy）和索斯威克的斯塔福德勋爵也是朝廷重臣。尽管如此，我们很难摆脱掉这样的印象：在爱德华四世执政初期，内维尔家族尤其是沃里克伯爵主导着英格兰的统治。

1464年秋天，这种局面突然发生了转变。9月在雷丁大教堂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爱德华四世宣布他在前一年5月已经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成婚。伊丽莎白是兰开斯特派里弗斯勋爵理查·伍德维尔的女儿，也是约翰·格雷爵士的遗孀。约翰·格雷爵士是格罗比的费勒斯勋爵（Lord Ferrers of Groby）的长子。国王的婚姻震惊一时。首先，尽管伊丽莎白的母亲卢森堡的杰奎塔是一位公主，但她自己却是一介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