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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指挥,而诺森伯兰伯爵率军负责殿后。诺森伯兰伯爵率领的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士兵都是北方人。跟随理查三世参战的贵族数量据估计为6位至大约20位,不过这个数量范围的低位数字应该才有可能属实。就像整个玫瑰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一样,战后的战场记录常常令人感到困惑不解,有时还会自相矛盾。牛津伯爵主动出击,逼近诺福克公爵所率领的先锋部队。亨利·都铎军队中混杂了法国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以及少量的英格兰人,他的军队似乎作战能力更胜一筹,但此时理查三世发现了一个可以一锤定音结束战斗的机会。他做出了骑士勇猛冲锋的举动,这在内战中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理查三世冲向了亨利·都铎的中军旗帜。这次冲锋几近成功:亨利·都铎的旗手威廉·布兰顿爵士被杀死,就连勇猛的骑士约翰·切尼爵士都被理查三世本人所击败。然而,亨利·都铎的法国雇佣兵却保持了良好的作战纪律,在他们的保护下亨利·都铎并没有受到理查三世的攻击。当国王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时,威廉·斯坦利爵士率军赶来加入了战斗,这使得战斗的决定性胜利落在了亨利·都铎一方。理查三世在激烈的战斗中死去。都铎历史学家波利多尔·维吉尔甚至都证实了理查三世的英勇:“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下,国王理查依然英勇地只身奋战。”19在国王一方的参战将领中,诺福克公爵阵亡,他的儿子萨里伯爵被俘。另一方面,诺森伯兰伯爵似乎保持中立,静观其变。理查三世死后被剥去衣服,拴在一匹马上带到了莱斯特,并在那里示众三天。为了让整个国家确信理查三世已死,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是很有必要的。
图6-2 国王亨利七世,即亨利·都铎的油画像,作者不详。(公元1505年)(©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博斯沃思战役是15世纪英格兰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同时它也一反常态地属于其中规模最小的一场战役。从参战的贵族和平民的人数来看,这场战役与图克斯伯里战役或巴尼特战役都无法相比,更不要说陶顿战役了。这场战役所体现出来的战争与政治相脱离的现象,可能是对理查三世短暂统治的一种最糟糕的控诉。1483年时的亨利·都铎在政坛上尚属籍籍无名之辈,然而他却成功地率军穿越威尔士进抵英格兰,如入无人之境。他在战场上打败了一位国王,这位国王本应有能力调动臣民的忠心和王国的资源来对抗觊觎王位者。此外,亨利·都铎的入侵倚仗的不是法国国王的支持,而是凭借私人借贷,且其间的相关安排很迅捷。在军事方面,他也只有1000名法国雇佣军的协助。虽然,理查三世是在展示骑士精神的英勇时身死战场的,但他的战败却揭示了其政权的分裂性和不得人心。如果说1485年8月的这一事件不是“对在伦敦塔里谋杀两位王子所引起的愤怒的一种回应”,20这种说法必定是错误的。约克统治集团的很多成员在1483年4月时曾经愿意支持理查三世对抗伍德维尔家族,而在理查三世谋杀黑斯廷斯勋爵和篡夺王位时支持他这样做的人其实少之又少。对理查三世谋杀爱德华四世两个儿子这件事持赞同态度的人同样也非常之少。约克家族从前的很多支持者对白金汉公爵的叛乱以及最终亨利·都铎的王位继承权均给予了支持,这些都是理查三世篡夺王位所带来的直接恶果。一旦他篡位为王,那么无论其个人对社会公正和政绩有怎样的贡献,其支持基础都显得很薄弱,他甚至都不能得到其追随者(如诺森伯兰伯爵,此人在15世纪70年代曾是理查三世的坚定拥护者)的忠诚。毫无疑问,篡位行为本身进一步削弱了国王的权威,使得人们对王权的挑战变得可能,甚至是可能性十分之高。这一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支持那些进行短期统治的王位继承人的意愿终结了;二是多数人远离政治的情况使得这些不大可能继承王位的人成功登上王位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这些也是新国王亨利七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都铎政权的确立
亨利·都铎采取了安抚、谨慎镇压以及威慑相结合的政治手段来稳固王位。一方面,他必须采取安抚政策,就像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那样,他的胜利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拥护,而这还不足以稳固地统治一个国家。职业的行政人员,比如那些王座法庭、财政部以及大法官法庭的人员都基本保留了下来,而很多当时并没有强烈反对他取得王位的人则继续担任要职。例如,1485年底,亨利·都铎任命理查三世时期的加来总督戴汉姆勋爵约翰担任英格兰财政大臣。亨利·都铎沿用了爱德华四世建立的政策,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充实到各地方权力机构中去:道比尼勋爵吉尔斯到西南地区,现任贝德福德公爵贾斯伯·都铎在威尔士边境,斯坦利家族的人则到西北地区。然而,没有政治国家中大多数人的支持,亨利·都铎是无法进行统治的。因此,在博斯沃思战役后归顺国王的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最终于12月从监狱中被释放,而且当亨利·都铎在1486年3月开始巡游北方地区时,他们还热烈地欢迎其到来。然而,新国王最重大的安抚举措是他于1486年1月18日迎娶了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借用都铎王朝宣传人士的措辞,这场婚姻象征着兰开斯特家族的红玫瑰与约克家族的白玫瑰的结合。他们的结合还需要罗马教皇的豁免(他们的亲戚关系在禁止婚姻的范围之内),而莫顿主教在当年早些时候已经在罗马拿到了教皇的豁免。亨利·都铎在流亡中就已经开始严肃地计划缔结这场婚姻了。它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非常重大。它不仅可以确保把都铎家族和约克家族各自的政治拥护者们团结在一起(除去了理查三世给他兄弟的孩子所施加的私生子的污名),而且还可以保证为都铎王朝带来统治上的安稳。1486年9月18日,一位男性合法王位继承人亚瑟王子的出生似乎确保了这一点,当时他的父母亲结婚刚满8个月。然而,亨利·都铎的王位继承权没有必要再去进行合法化。新政权急于要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于是直到1485年12月10日在议会确认了他的合法继承权之后,亨利·都铎才正式公布了自己要迎娶伊丽莎白的计划,这一做法意味深长。
图6-3 约克的伊丽莎白木板油画。作者不详。(16世纪晚期)(©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亨利·都铎登基之后召集的第一次议会传达出了都铎王朝新政权的性质。此次议会会议于11月7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距离亨利·都铎加冕的10月30日仅仅一周。下议院的议员构成又一次模糊不清,但是托马斯·洛威尔爵士(Sir Thomas Lovell)当选为议长则体现了此次议会的性质。洛威尔不仅是首次参加议会会议,而且还是新国王的心腹。亨利·都铎并没有请议会批准他的国王“头衔”,而是把自己的王位继承权和“头衔”视为既成事实;由于当上了国王,所以此前他被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的决定也是无效的。即使是理查三世诏令褫夺亨利·都铎的财产权和公民权(这一诏令施以花招才得以在议会通过,其持续时间从理查三世统治伊始直至8月21日,博斯沃思战役开战的前一天)也无须作为亨利亨利·都铎获得国王“头衔”的正当理由;它不需要批准。在“王室权利法案”中只是略述道:“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所有领地的王位继承权由我们现在的君主陛下亨利七世最高贵的本人所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仅归他所有……他人则无。”21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并没有提及他与约克的伊丽莎白即将到来的婚姻。议会慷慨地解决了国王的资金问题:没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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