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近代历史学家们似乎就下面这种认识达成了共识——玫瑰战争对英格兰社会没有造成直接影响，甚至也没有带来长期影响。1都铎王朝时期历史记录中充满悲观失望的描述（10万英格兰人遭到杀戮，大批贵族被杀害，国家陷入贫困）已被更改，取而代之交代了战争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的十分有限，上流社会文化繁荣，国内经济实现增长。

对实际作战时间长度的估计范围则是从“仅仅是32年间里12周或13周”到大约两年。无论战争持续了多久，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赞同玫瑰战争时期一位法国观察人士菲利普·德·贡米尼斯得出的结论：与欧洲大陆的邻国相比，英格兰避开了过度战争所带来的恶劣蹂躏。15世纪的英格兰“是（当时）欧洲最和平的国家”。2本章将针对这个基本的假设观点进行质疑和探讨。英格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真正为了和平而构建的社会，以及在这样的社会里，在多大程度上少数人的好战倾向被多数人安全地置于了一旁？人们共有的和各自的战争体验是什么？玫瑰战争期间的历次战役仅仅属于参战者和战死者只限于政治精英阶层的小规模战斗吗？抑或，这些战役在更大范围内给整个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带来了影响吗？然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在这次内战的进程中无论战争的影响力还是人们的参与度是否均发生了变化。



15世纪英格兰的战争


当时的英格兰和外国观察人士都赞同如下观点：15世纪的英格兰幸免于最恐怖的战争。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将英格兰与法国进行了对比，他提出：法国民众受到沉重赋税的压迫，这些税收旨在用来维持一支常备军队，法国民众还经常遭受军队的抢掠；另一方面，由于英格兰实行的是混合君主制，臣民的自由靠议会来维护，所以英格兰免除了战争和暴政所带来的负担。急于批评瓦卢瓦王朝政府的贡米尼斯则把注意力放在了英格兰战争的持续时间短、没有军队抢掠民众财物以及至少在战争初期政治精英受到的损害有限这些方面。3很多现代的历史评论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英格兰战争的持续时间有限，战争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也有限。但是，假如15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以和平为组织目的的非军事化社会，其政治上的暴力持续时间短且执行力度有限，那么1399年亨利四世登基之后的数年之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就可以称得上非常离奇了。

13世纪晚期以及14世纪，英格兰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化进程。三位爱德华发动的战争的参战军队数量都很庞大。这些战争不仅以不断向民众增加税赋的形式来集合和动用整个国家的财富，而且把国王越来越多的臣民直接牵涉到国王发动的战争之中。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后来的法国所使用的军队，其构成成分是那些富裕的平民和不断军事化的贵族阶层人士。此外，这些军队规模都很庞大：爱德华一世1298年参加的福尔柯克战役动用重骑兵3000人，步兵25700多人；而在1294～1295年间，爱德华一世部署在威尔士的各支军队步兵总数至少为35000人，其中还包括3000至4000名骑士、乡绅以及政府警卫人员。14世纪，军事作战艺术的变化逐步倾向于不再使用庞大的步兵军队，所以军队规模减小了。但即便是在1360年爱德华三世兵临巴黎城下时，其所率领的军队人数也仍然超过了10000人。重骑兵（指全身披挂战甲的重装士兵，作战时要么骑马要么步行，这些人是从拥有土地的社会阶层中招募而来）的数量仍然很可观——1347年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ecy）至少调用了4000名重骑兵，1385年理查二世远征苏格兰时，重骑兵的数量则多达4500人。15世纪时参加百年战争作战的英格兰军队的规模继续在缩小（阿金库尔战役大约为10500人，但3000人的军队则更为常见），但是这却代表着战争本质的发展，而不代表英格兰社会大规模的去军事化。诺曼底时期作战时的短途骑行和小型兵站的实际情况，使得规模更小、便于频繁部署以及弓箭手与重骑兵所占比例更高的军队成为必要。然而，此类远征的频繁发生（1415～1450年间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远征次数不少于40次），造成了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对士兵、物资和金钱的需求可谓无时不有，无所不在。

三位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对战争的需求带来了长期的严重后果。整个15世纪都能感受到这种后果的存在。第一个后果是以下发征兵令的形式招募军队的实践。1277年，为爱德华一世的第一次威尔士战争招募步兵的任务就委派给了各郡的治安官。但是，到13世纪90年代时，这个职责就被分派到了专门指派的征兵专员手里。通常，征兵专员都是在各郡贵族首领领导之下由显耀的土地所有者担任。经过整个14世纪的发展，征兵专员也形成了一套质量控制制度：检查各郡征兵工作的备战状态，并强制执行1285年颁布的《温彻斯特条例》（Statute of Winchester）。该条例规定，每名年龄在16岁至60岁、身体状况良好的男子每年必须要在军队服役40天，而且应当自备与其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相匹配的武器装备。14世纪晚期，以采取合同形式招募士兵的实践则意味着为组建远征军而颁布的征兵令的重要性降低了。但是，征兵令仍然经常被使用，尤其是在沿海和边境各郡。从保持英格兰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做好军备工作的角度来讲，征兵令起到了重要作用。1437年《温彻斯特条例》重新颁布实施，1442年再一次颁布实施。1450年，在距离牛津郡50英里的艾维尔姆地区（Ewelme），17个村庄就可以招募到85名士兵，而且其中有17人还是技艺娴熟的弓箭手，尽管征兵专员汇报很多人尚缺少武器和铠甲。从1458年开始，征兵令的派发频率增多了，实际上促使整个王国做好了内战爆发的准备。征兵令在对一个国家的战争动员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1450年夏天，虽然没有王室授权也没有贵族的有效领导，但正是由于征兵令机制发挥了作用，才使得肯特郡的平民能够组建人数达数千且装备精良的军队，并向伦敦进发。同样，正是由于这套在都铎王朝早期统治中得到全面革新和重振的机制，才使得1536年求恩巡礼运动（the Pilgrimage of Grace）的领导者们能够组建起一支人数至少3万人的反叛军队。

在三位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英格兰社会的军事化所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英格兰人为战争出资的意愿和能力。虽然要估计中世纪晚期国王的收入水平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但是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国王向其臣民征收税款的能力在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中期得到了大幅提升。新形式的税种，包括直接税（采取的是议会补贴的形式）和间接税（采取向新贸易征税的形式，尤其是羊毛贸易），为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国内外推行雄心勃勃的扩张主义政策提供了资金来源。此外，随着议会才具有正当的征税权力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王国的所有人皆赞同这种王权的扩张。尽管税收水平在14世纪晚期似乎有所降低，但是15世纪初期它又再次提高了，并且在为亨利五世提供资金征服诺曼底时达到了最高水平。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目前对于这些税在地方上的征收机制几无所知，但是有一点却比较清楚：地方上一般都会对这些税的征收进行管理，并经常采取措施确保税务负担能够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下去。到15世纪中期，各地征收战争税的这种安排早已存在一百多年了，这些税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