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15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爆发的内战支配着当时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王朝的更迭、民众对战争的参与以及政治暴乱层面所普遍发生的剧变，促使整个王国在治理方式、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语言这些方面均出现了转型。英格兰政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也经历了巨大而又历时长久的变革。本章将探讨玫瑰战争促成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政治文化出现转型的三种方式。这种转型影响到了统治机构和体系、人们对构成合法政治行动的认识以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到底谁才拥有合法参与政治进程的资格。



普通民众地位的沉浮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世纪末期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在不断扩大。“大众政治”或“公众”开始进入到精英的话题当中，并挑战贵族阶层和教会的政治主张，成为王国社区中的代表。公众包括城市自由民、自耕农甚至有文化的农民，15世纪中期见证了这些人积极参政的热情。然而，内战最终导致对平民参政合法性的认识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不过，在探讨这些变化之前，首先有必要来对“平民”进行更为明确的定义。大约自1300年开始，“平民”这一词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代的是整个王国的社区共同体。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想象当中还是在现实当中，它都代表了国家政治社区的成员，而不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如何。其正式具体化的体现为议会下议院，但其在构想中的成员还包括所有那些通过缴纳税赋、分担国王的司法以及为国王的战争而作战等方式而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的社区成员。平民表达其政治诉求的口径是一致的。有时候，它通过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而表达，但这些政治诉求也会通过其他很多媒介进行表达；它们是“社区统治的一部分，其代表的利益被认为是所有统治治理的目的所在”。1由此，到15世纪中叶时，平民的政治愿望便长期以来被视为王国得到良好治理的代名词；而当时那个最令人回味和质疑的术语“公众利益”亦是如此。

因此，平民的崛起是中世纪末期英国历史的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毫无疑问，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早已深刻地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阶层。自爱德华一世统治以来便已经明显出现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不自由的佃户农民通过分担王室司法、上缴税赋及通过征兵令机制在王室军队服役等渠道被纳入到了王室的治理轨道。到14世纪末，在整个英格兰的乡村里有大量的农民和农场主担任陪审员、警务人员、税收人员以及数百个社区和郡法院的代表等职务。如此一来，经历了黑死病而变得大胆的英格兰农民们开始要求更多的劳动报酬和更多的政治自由。他们到1400年时作为王国社区的完整成员而出现在当时的政坛上。同样，从1327年开始，英格兰各镇的代表也开始经常性地被征召参加议会会议。在各城镇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经济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寡头统治和全包形式的城镇统治机构之间也存在着斗争。这些紧张关系和斗争支配着14世纪末期英格兰大多数大城镇的政治议程。然而，提及这些斗争的术语是一致的。那些准寡头和他们的政治对手均享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即“社区”（communitas），并且把城镇视为统一的政治体，城镇的居民则是构成同一个共同体的一部分。1381年，针对国王的叛国者大臣和不公平的税收而发动叛乱的农民都有着与议会成员相同的担忧（也使用了相同的政治语言），这些议员曾在5年前弹劾过国王的内阁大臣。换言之，在1381年要称得上是“普通民众”就“必须是社区统治的一部分，说话和行动都要为了王国的社区，采用的方式则与1215年时的权贵、1259年时的骑士以及14世纪时的议会成员相同”。2

政治和文化因素也推动了平民的崛起。首先，政治化的平民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到14世纪初时，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方言，这种方言依据的是一种书面的词汇（即所谓的中世纪英语），但当在讲各种不同方言的人们中间说它时却可以被大家所理解。这样，在14世纪末期，一种以合法的请愿语言表达出来的、基于农民抱怨旧形式的方言性“喧闹文学”（literature of clamour）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均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并且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过程中又一次得到了增强。15世纪初期的这种喧闹文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与基督教罗拉德派的教义和信仰有关。罗拉德派运动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反教会运动，它对当时教会的某些教义的根本原则提出了挑战。这项运动倡导一种方言化的《圣经》，并提出废除教会要求人们进行捐赠的活动。这项运动从14世纪70年代开始，并在15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发展到了高潮。罗拉德教派的请愿者们借鉴并修改了议会下议院所使用的请愿语言和表达形式。14世纪议会请愿所使用的语言为法语，后来的罗拉德请愿采用的是英语，绕开了议会政治辩论时所采用的精英方式，从而直接与更广泛的大众产生了联系。正是这种喧闹文学，一种民众政治意愿的有形的表达，成了兰开斯特派当政时期政治话语背后的强大推动力。代表平民的英语请愿，例如1407年沃里克郡那些提出反教会干预立法文件的人们，让人想起了1381年以及“真正的平民”这种思想。这种形式逐渐演变成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和呼吁变革的合法手段。1414年，议会卷宗记录了第一份正式的英文议会请愿书，而在15世纪初期，用英文书写的请求国王公平正义的请愿书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些在大法官法庭和国王枢密院都记录在案。

此外，兰开斯特派政权的合法性还部分地取决于这种与平民的本地英语对话。中世纪英语以政治语言的面貌出现这一事实，在亨利四世用英语在议会宣布了他的王位继承权合法这件事情上得到了证实。这种话语呈现出了双向性。兰开斯特派早期的诗歌，例如约翰·利德盖特的《特洛伊之书》（Troy Book，1412～1420）和《底比斯围城》（Siege of Thebes，约1422），在一定程度上为王室对公众采取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但是它也提出了纠偏意见，并力图影响国王及其顾问大臣们的决策。托马斯·霍克利夫的《君主制度》（Regement of Princes，1412）正是此类文本，利德盖特甚至还持续不断地挑战兰开斯特派政权在法国的政治野心。出身于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们与公众建立关系，寻求公众的接受，并通过宣言、诗歌和辩论的手段使其政策合法化。这就完全解释了1436年和1443年勃艮第公国军队围困加来时的贷款，甚至是1421年亨利五世最后动身前往法国之前的宣讲。那次宣讲的政治背景是公众对国王的法国政策所带来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担心。但是，平民也对王室政策进行了质疑和辩论。平民参政可以从15世纪30、40年代针对煽动性演说进行的检举数量的增加略见一斑，以王室特派借款员为题材的诗歌所做对贫困的讨论和抱怨也能明显见到平民参政的现象。或许正是由于王室认识到了平民的政治声音变得太过于强大，所以才决定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1429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只有土地年收入超过40金镑的人才可以享有郡一级法庭的特许权利；1455年的另外一项法律则将社会地位低于绅士一级的人排除在议会成员的候选人之外。

1450年时“平民声音”达到了最高峰。15世纪中期“平民语言好比是语言中的爆竹，在拥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