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的活动因而受到了限制。例如，下议院愿意在准许征收早已确立的十五一税和十一税时表现出它的慷慨大方，但是却不情愿批准征收那些能够增加总收入的新名目税收。同样，尽管羊毛补贴从14世纪中期起已成为间接税的一种常规特色，但王室却无力有效地针对不断扩展的布料出口贸易进行征税。于是，随着羊毛布料出口取代了纯羊毛出口，羊毛关税和补贴收入便随之减少。统治有力的国王在政治国家的支持下有能力使这种税收体系保持完好并可持续获利，但这并不能够掩盖这样的事实：15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公共财政体系内部存在着结构性、程序性以及政治上的问题。

历代国王都把自己的家庭用作了不受“公共”财政部约束的一种财政机构，这证明了这种弱点的存在。每当出现财政危机的时候，国王们便被迫去借助他们真正的私有资源：他们保存在自己库房里的现款、珠宝和金（银）条。14世纪90年代末期，理查二世已经获取了相当大的一笔私人财富：在遗嘱中，他留下了2万英镑用来偿还家庭债务，据称他还聚敛了价值30万英镑的珠宝和金（银）条。这明显为那些专横的国王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更有趣的是国王的库房在亨利五世统治期间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亨利五世的诺曼底战役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英格兰公共财政运作方面的一个典范：王室得到了政治国家的支持，后者通过议会批准了慷慨的征税权，所以精力充沛的国王便可以发动战争并取得极大成功。然而，与亨利五世的战争一样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库房里保存的私人资源，王室直辖领地的收入和他自己在战争中攫取的利益全都收在了这个库房。这笔个人财富的金额并不能够确定，但亨利五世在阿夫勒尔战役时得到了价值3万英镑的黄金和2000英镑的白银。值得注意的是，国王也使用他的库房来明里暗里绕开了公共财政。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夕，诺维奇主教、王室库房的司库与数位勋爵、骑士和绅士订立了契约，承诺将使用国王库房里保存的珠宝来支付他们的战争薪资。国王并没有选择对未来税收进行担保，他做出了一个象征性的提示，即战争既是私人的和君主的，也是公众的和国家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421年国王巡视全国要求各地给予财政支持一事一定不能忽视。在无法从议会的公共平台获得足够的供给之后，亨利五世动用了王权私权来向臣民们举债。

亨利五世的英年早逝对于已经处于爆发点的公共财政体系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未成年国王的继位再加上百年战争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削弱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这一点在整个15世纪20年代表现得非常明显。1425年，议会同意王室借款2万英镑并以关税收入作为保障。第二年，借款额翻了一倍。然而这些仍然不够用：1429年司库亨格福德告知国王枢密院说，王室的计划开支至少超出其财政收入2万马克（13666英镑6先令8便士）。其原因有两个。首先，在统治开始后的最初几年里，议会并没有批准征收额外税赋。尽管羊毛补贴和吨税、磅税均得到了增加，但直到1428年议会才批准了征收羊毛补贴税，而直到1430年1月才支付了十五一税和十一税。其次，亨利五世的债务仍然存在。已故的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均留下了债务。1423年议会保留了国王的价值4万马克（2666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私人珠宝来抵这些欠债。议会也保留了兰开斯特公国的部分收入，来满足亨利五世遗嘱中的一些条款。如果没有一位成年国王的干预，那么要确保英格兰的资源能够满足其法国领地的需求几无可能。王室向自己的臣民借贷这种趋势使得公开的计算私利的行为被引入到了王室与臣民之间的财务关系当中。随着王室债权人数量的增多，资源需求的压力和为了避免或弥补损失而进行的抢夺均增加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可以直接威胁到王室事务的进行。就像1424年2月塔波特勋爵约翰威胁到，如果王室不满足拖欠他的因监管蒙哥马利城堡而应得的酬劳，那么他就不解除对勒克图瓦（Le Crotoy）的围困。

一般来说，这种来自于债权人的经常性还款压力进一步弱化了王室的财务地位。王室土地监护权的出售、转让和优惠租赁，这些都是维护兰开斯特政权良好信誉所必需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最终却削弱了公共财政。所有这些1422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现在由于幼主的继位和由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的王室权威危机而得到了放大。

亨利六世成年后的统治期间，下议院对议会批准征税的态度体现出他们对国王的统治缺乏信心。尽管从1433年至1453年期间的每一届议会（1447年的议会和1449年11月的议会除外）都批准了议会补贴，但这些议会补贴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得到支付的频率均出现了下降。在此期间没有特别重要的新名目税收出现：1440年施行的土地、财产转让补贴所带来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1431年、1435年、1450年以及1453年征收的收入税所带来的税收收入也没有传统的十五一税和十一税的税收收入多。此外，贸易税并没有提高，吨税和磅税其实在1442年还被削减了。伴随每次议会批准征税的是来自下议院发出的以贫困为由的请愿。财政部长向下议院呈递其财务记录的频度凸显出了财务危机。1439年在伯克郡首府雷丁市召开的议会上，下议院提出了一项声明，并且它又分别在1447年、1450年、1453年和1455年检查了财政部的财务记录。亨利六世统治末期见证了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公共财政体系的最终崩溃。内战是在国王、领主和平民组成的国家架构和公共架构之外进行的。王室就像它的贵族对手们一样，不得不依靠其库存的现金、金（银）条和珠宝这些私有财富。王室还大大地借助于它所拥有的私有土地庄园来支撑其军事战争。现在没有任何保存下来的资料能够显示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但是似乎国王的私人库房和王室土地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从1457年开始，英格兰财政部接收到的大笔现款都被从威斯敏斯特转移到了切斯特、考文垂和凯尼尔沃思。在1459年约克公爵及同盟被剥夺了财产及公民权之后，他们大部分被抄没的庄园地产由专职的接收人来控制。这些接收人大概要把收据直接转交给王室库房。当然，直接付款到王室的库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自1456年起其规模和频率表明它的重要性再次提升。到1461年时，中世纪末英格兰的“公共”财政文化明显辜负了国王及其臣民们的期望。

爱德华四世继续把他的库房用作国家财政的一种工具。自15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英格兰财政部已经失去了王室首要财政机构的地位。王室的库房主要以扩大了的王室庄园地产为基础来管理收入，这似乎最晚到15世纪70年代末时已经使王室的债务偿付能力得到了恢复。马克·奥姆罗德（Mark Ormrod）近来指出，这一点是通过从后来的金雀花王朝和出身于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施行的“税务国家”政策，回归到更早时期那些国王所推行的“产业国家”政策来实现的。实际上，随着政治社区支持国王的意愿达到了极限值，国王们的雄心壮志也开始衰退了。13然而，这种观点过于简化和误解了约克政权财政的性质。他们的“土地收入实验”在很多方面满足了福蒂斯丘所提倡的重新为王室捐款，但同时权贵们管理自己收入的常规方法也得到了运用。这带来了非常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爱德华四世的库房收入属于私人性质，这个事实意味着该收入在英格兰财政部没有记录。其次，爱德华四世并没有放弃寻求额外征税的努力，但他却向世人展示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