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斯提利科统帅》（De Consulate Stilichonis）这本书的一个翻译版本进献给了约克公爵理查。弗拉维斯·斯提利科（Flavius Stilicho）是4世纪罗马的一位将军，深受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的信任，负责保卫帝国的安全。选择在英格兰同法国的命运攸关之际把这本关于弗拉维斯·斯提利科的书奉献给约克公爵，属于“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举动”。17的确，丹尼尔·韦克林（Daniel Wakelin）近来曾提出，汉弗莱公爵于15世纪30、40年代委托他人编纂的那些人文主义手稿的风格和作品，直接影响了15世纪50、60年代那些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关系更为紧密的其他手稿和文本的创作。正如韦克林所注意到的那样：“在玫瑰战争的动荡和战斗时期，英格兰作家们使用历史典故和经典比喻来颂扬人物、事件和思想，或者只是丰富他们自己的风格。他们好似身穿古罗马的 宽外袍注20一般。”18

人文主义为司空见惯的诸如战争、政府、财政、决策和政治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视角。最重要的是，自15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涉及到了把西塞罗的模式和原则应用到影响英格兰政体的事项当中。当然，中世纪的作家们早已对西塞罗非常熟悉了，而且他对于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布洛瓦的彼得（12世纪时从事著书立说）这些人的重要性早已经得到了确立。但15世纪早期的英格兰作家［例如1439年《论君主制》（Tractatus de Regimine Principum）一书的作者］所获取的有关西塞罗的知识，主要都是从像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这样的权威人士那里得到的二手知识。然而，此后15世纪的作家们则凭借自己直接阅读西塞罗著作来形成有关英格兰政体的新思想，并且为那些由玫瑰战争引发并加剧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约翰·瓦茨特别认同15世纪的3位作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威廉·伍斯特和约翰·拉塞尔。这3位作家的思想受到了西塞罗政治原则的影响。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影响是把西塞罗提出的“共和国”（res publica）的概念翻译成了英语。到15世纪下半叶，英语中的“联邦”这个术语越来越被人们认为与西塞罗的共和国理想密切相关。该术语的含义从仅仅表示一种共同利益转变为代表着一个政体的公正和恰当的治理。1475年爱德华四世率军远征法国前夕，伍斯特把《贵族之书》进献给了爱德华四世。此书成书于15世纪50年代。在这本书中，伍斯特认识到了西塞罗对这种含义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共和国这个术语在英语中的含义叫作共同利益，它也应该能指代对家宅或全家人的供应和智慧的管理，就像明智地对一个乡村小镇、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进行良好的治理一样。”19伍斯特和著有《英格兰的治理》一书的约翰·福蒂斯丘爵士二人都把西塞罗有关共和国的思考逻辑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福蒂斯丘来说，西塞罗的“地方总督”（gubernatores），罗马共和国的市民首领，对于联邦（或“共和国”）担负着共同责任。他在英格兰王国中找到了相对应的“最智慧、性情最好的人”，这些人将“自行思考国王遇到的治理难题，以及王国政策之外的事情”。20福蒂斯丘倡导了一个由24人组成的正式咨议会，以首席朝臣（Capitalis Consiliarius）为首，该咨议会的职责是向国王提出建议。尽管中世纪时已经针对罗马如何在会议议事规则之下发展壮大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但福蒂斯丘也应该知晓西塞罗在《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曾表示，每个“共和国要想长久存在……都需要先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再进行统治”。21这种对会议议事治理方式的强调，目的是克服国王治理上的弱点，打压强势贵族大臣的政治野心，这在拉塞尔主教于1843至1844年所撰写的议会演说稿中曾经明确地提到过。拉塞尔认为领主并不是封疆大吏而是参议员，他们的恰当职责是在枢密院或议会向国王提出建议。在拉塞尔看来，政府的执行人并不是地方领主，而是“国王任命的法官和代表，执行的是‘国王陛下和皇室顾问的’指令，目的是为了王国政治体系的确立”。22的确，削弱贵族的独立领地权力也是福蒂斯丘著述中一个很鲜明的主题，他的这种思想同样也是受到了他在阅读西塞罗和其他罗马作者如塞勒斯特（Sallust）的作品时得到的启示。在《英格兰的治理》一书的第9章，福蒂斯丘列举了法国卡佩王朝和13世纪英格兰的例子。在阐述强势大臣所带来的危险时，他同样可能也了解到了有关尤利乌斯·恺撒、马克·安东尼以及其他共和国毁灭者的事迹。

此外，到15世纪结束时，具有以上这些思想的人并不仅限于这些少数学者们。拉塞尔主教是英格兰第一位拥有西塞罗所著的《论责任》（De Officiis）一书印刷版的人（1467年他在布鲁日购得）。但是到1500年时，无论是英格兰还是外国都大量印刷了西塞罗的著作。英格兰的学校和家庭到处都能看到西塞罗的作品。此外，为新的人文学校，例如牛津的莫德林学院学校（Magdalen College School）的使用而设计的普及性人文主义作品，将西塞罗的理念广泛地传播到了约克派新兴阶级以及都铎王朝早期的执政者们中间。洛伦佐·特拉弗塞格尼（Lorenzo Traversagni）的《新修辞学》（Nova rhetorica）由卡克斯顿出版社于1479年出版，仅仅一年之后又再版，为潜在的人文主义者和疯狂汲取西塞罗著作营养的那一代人颂扬了语法和修辞学的优点。1481年，卡克斯顿出版社出版了伍斯特翻译的西塞罗著作《论老年》（De Senectute）。在这本书中，公元前2世纪的共和派人物老加图（Cato the Elder）以年长者的智慧发表了论述。西塞罗的这本著作为内战结束后重新协商英格兰的公众利益问题提供了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经典模式。例如，此书提出好的公民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和身体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为他们的“个人利益”。23正如韦克林曾经提出的那样，15世纪的英格兰读者阅读西塞罗和其他人文主义作者的作品，不只是为了要看那些拉丁语法和优雅的诗句，而且也是为了告知他们在对自己周边世界的看法上的变化，并探索确保实现一种和平繁荣的公众利益的方法。他们不但追求“复制西塞罗的风格，而且还要模仿他的思想”。24

布克哈特不仅发现了15世纪复兴运动的积极的、文化的和哲学的方面，他也看到了其黑暗的一面。特别是当他创作有关意大利人物的文学作品时，他提出“这个人物最根本的缺点同时也是其伟大之处的一个条件，即过度的个人主义……几乎每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独立形成自己的决定时，诸如荣誉或兴趣，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我克制，这些都会在他们的头脑中起到主导作用”。25如此一来，博尔吉亚家族那些毒害人的、不贞洁的人们与其说是复兴运动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达芬奇的艺术和才华的结晶。当然，这种残酷无情、个人主义甚至不道德的政治形式的缩影出现在16世纪早期一位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佛罗伦萨人的著作当中。马基雅维利不仅在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政治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罗马的公爵凯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身上，而且还在路易十一、阿拉冈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马克西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