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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英格兰引入了“宽赦法”,而刺穿犯人身体的刑罚使他“遭到了人们的痛恨,因为他所使用的这种不寻常的死刑违反了英格兰的律法”。33这些编年史学家对迪普托夫特表现出的这种厌恶,反映了当时一种广泛存在的对内战在某种程度上把新的外国政治行为模式引进到英格兰的不安与担心。这种恐惧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15世纪末。亨利七世所施行的政策和其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感。当然,亨利七世接受过法国政治的熏陶,他的统治风格必定与他的兰开斯特派甚至约克派前任国王们完全不同。1498年,西班牙大使在向国内汇报他在亨利七世的朝廷上听到的传言时,他说国王“想要采用法国式的统治风格,但却无法推行”。的确,亨利七世统治时期政治文化上的这种为人所感知到的属于外国化的和新颖的风格,将成为他统治期间国内政治危机爆发背后的重要因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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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下半叶,英格兰政治文化出现了极其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变化。尽管英格兰的很多政府机构,无论是中央政府机构还是地方政府机构,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隐藏在这些政府机构背后的思想和原则却发生了转型。政治语言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应对内战本身所带来的压力还是作为整个欧洲文化变革的一部分,中世纪末期英格兰宪法的基本原则均经历了重新的商定。平民在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关于究竟谁才具有合法参与政治进程的权力的概念发生了改变。中世纪末期那种宽泛的、无所不包的政治社区让位给了一种限制性更大的、排他性的政治阶层。构成这个政治阶层的是土地所有者们以及那些受过法律教育或者受新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而且后者更具影响力。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渐开始认识到人文主义对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人们逐渐开始想象新的共和国式的国家组织形式,并重新定义政治词汇中的关键术语(尤其是“共同利益”或“共和国”的概念)。同时,这种影响不仅使英格兰牢牢地位居欧洲主流学术和文化圈之中,而且还鼓励了像爱德华四世尤其是亨利七世(及他的大臣们)这样的国王们去想象治国理政的方法。这种国家治理的新方法不仅要归功于英格兰此前的所有政治传统,同样也要归功于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王权和政府理念。玫瑰战争以及导致其爆发的财政和政治危机本身并没有促成英格兰的转型,但是却为英格兰人提供了思考和应用有关国家和政府新思想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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