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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会论述狩猎区的问题;第三章则会探讨狩猎场的相关话题。在这里,我们将关注“田野(field)”以及在本土捕获猎物的技巧。
我所说的“田野”,在广义上指的即是荒野,但我并不想完全遵循这一术语所指涉的不受人类影响的自然系统的含义。很多——可以说大多数——狩猎区都既是“自然的”也是“受人管理的”,而这些狩猎区可以与完全人造的环境——如狩猎场——进行有益的对比。
关于荒野,首先要进行说明的一点是,在近两个世纪的人口迅速增长开始之前,地球上几乎各处都存在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与丛林。例如,中国的东北部地区有着无数“遍布野兽”的优质狩猎区,而这些场所也广泛地为契丹朝廷所使用。[15]然而,有更多人口居住的土地实际上也具有相似的属性。在17世纪的印度,来自于欧洲的旅行者时常会惊异于当地森林的规模与猎物的丰富。据欧洲旅行者所言,印度的沿海和内陆地区都遍布各种猎物——羚羊、鹿、山羊、野禽、雪豹、狗熊和野猪等。[16]最引人注意的是,高质量的狩猎依然会发生在离城市非常近的地方。即使在19世纪早期的印度,人们依旧可以在邻近城市的区域进行捕猎。在临近恒河河口的印度城市比拉斯普尔(Belaspur),仅距城市8英里的地方便有一片“著名的户外运动丛林”。[17]在这里,从城中心只需半日便可来到一片真正的荒野之中。
这种情况并非印度独有。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从城市便可到达的狩猎区也十分常见。7世纪时,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外便有一座名为卡里克利特亚(Callicrateia)的豪华狩猎区;12~14世纪期间,在北京近郊便有可供狩猎的处所——城南30英里处便是柳林;17世纪,在距离阿勒颇(Aleppo)[18]一日车程的地方也有一片“野兽众多”的区域。[19]
尽管可接近性一般被认为是进行狩猎的一项有利条件,但有的时候不可接近性反而成了一种优势。虔诚者路易[20]进行狩猎的孚日山脉(Vosges)便是位于阿登高地东南方向的一片非常遥远的山区野地。[21]与其类似,1664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奥朗则布(Awrangzīb)[22]长途跋涉来到克什米尔进行狩猎。[23]这种偶尔因距离而产生的吸引力可以用多种原因来解释:充足的猎物,更好的气候,或者只是想离开本地的欲望。或许,更重要的是,遥远的狩猎区具有排他性,而排他的能力则是皇家狩猎政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大多数君主,无论是蒙古国的可汗还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都可以自主选择前往某一片荒野或“固定的狩猎场所”进行狩猎。在他们的行程中,本地有趣的新地点也会不断增加——朝臣和子民会迫切地向最高统治者报告那些鲜有人知且不受干扰的狩猎地点。[24]
自然而然的,统治者通常会喜爱上某一个地点,并且定期返回此处进行狩猎。例如,格鲁吉亚的著名女王塔玛尔[25](1184~1212年在位)便会定期在约里河(Iori River)沿岸狩猎。[26]与之类似,亚美尼亚的早期统治者拥有一片“用于狩猎的平原”名为帕拉坎(),似乎已经沿用了几个世纪。[27]大约同一时期,在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汉代,其附属国已拥有自己的大型王室狩猎场。[28]此外,在基辅罗斯(Kievan Rus),早期的统治者之一奥丽加(Ol’ga,公元946~964年在位)在基辅城外和北部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都拥有狩猎区(lovishche)。[29]显然,这些复杂程度各异的政治组织都拥有自己的狩猎区,使狩猎成了宫廷生活的一般特征,其地理分布从俄罗斯北部的针叶林带一直延伸至亚热带的中国南方地区。
实际上,狩猎区象征了统治者所强力推行与警惕维护的政治权威。12世纪,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有野心的部落首领便划定了自己的狩猎区,不允许其他任何人进入,这也是在无政府环境下权力角逐的方式之一。[30]此外,在许多早期政权中,关于狩猎权与狩猎区的斗争也影射了关于王权的潜在竞争。在雅罗波克(Yaropolk,公元972~980年在位)统治基辅期间,掌握大权的鲁里凯德(Riurikid)家族内部便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耗时长久而代价惨痛的斗争。[31]在更加成熟和权力集中的国家中,王公们会将某些优质的狩猎区垄断为己有。[32]据荷兰商人弗朗西斯科·彼勒赛尔特(Francisco Pelsaert)所言,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贾汗吉尔(Jahāngīr)[33]最钟爱的狩猎区位于靠近斯利那加(Srinagar)[34]的维尔纳格(Wirngie/Vir-nāg),他还在四周建造了相应的专属设施——一个“度假区”。[35]
在有序的国家中,统治者对狩猎区的控制是以多种方式实现的。比较常见的是设立岗亭并制定严格的法律杜绝偷猎行为,再就是由猎区守卫进行巡逻。有一些狩猎区甚至部分或全部都被围墙圈起来了。多年来,随着各种休憩建筑的增加,一个个气象堂皇的“度假区”便慢慢形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逐渐递增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这类设施与正式的狩猎场几乎难以区分。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狩猎区的规模通常是很大的。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很多狩猎区被描述为广阔或极大的,而有一些狩猎区则有更加精确的尺寸。据1320年代在中国旅行的修道士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36]描述,元朝皇帝在位于大都北边的一片森林中狩猎,里面“按指南针行走需要花费八天的时间”。[37]而据宫廷官方记述,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Akbar,公元1556~1605年在位),纳巴达河(Narbada River)沿岸的古吉拉特邦有一片“长8科斯[38]宽4科斯”的狩猎区。[39]1科斯约合2英里,因此这一狩猎区可以说是非常庞大,面积在96~128平方英里之间。[40]更令人惊讶的是阿富汗古尔王朝的基雅斯·艾丁(Ghiyāth al-Dīn,Ghūrid ruler of Afghanistan,公元1163~1203年在位)的狩猎区,这片狩猎区从位于哈里河(Harī Rūd/Herat River)上游山区的夏都费拉库(Fīrākuh)一直延伸,蔓延至基雅斯·艾丁冬季在赫尔曼德河谷(Hilmand River)中的驻地扎敏达瓦尔(Zamīndāvar)。这片区域长约40英里,每间隔1英里便立有一块指示皇家狩猎区域的标识。在扎敏达瓦尔,基雅斯·艾丁修建了一座栽满了树、灌木植物和香草的花园,在花园墙外便是一块去除了大型植被的巨大空地,上面饲养了为苏丹及其宾客而准备的猎物。[41]这种规模的狩猎区已不仅仅是威严的象征;它是一种权力的行使,宣示了对土地、资源、动物与人类的统治权。
有一些狩猎区是高度专门化的,比如在9世纪的突厥斯坦,塔拉兹(Ṭarāz/Talas)附近便有一片专门用于捕猎黑雉的狩猎区。[42]但是,真正的皇家狩猎活动需要多样化的猎物,而这就需要多样化的自然环境。当然,通过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和不同的季节进行狩猎,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格鲁吉亚国王乔治三世(Giorgi Ⅲ,公元1156~1184年在位)的狩猎区域便囊括了自黑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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