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区域与外围地区的狩猎场

可以预料到的是，附属国会从作为宗主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身上习得很多东西。例如在亚美尼亚的奥朗提斯王朝（Orontid Dynasty，约公元前401～前200），统治该国的家族便来自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初其作为省长管理这一区域，后来成为独立的国王。奥朗提斯王朝的末代统治者为奥伦特二世（Orontes Ⅱ，约公元前212～前200年在位），他在阿拉斯河（Araxes）的北部支流阿克胡利恩（Akhurean）附近建造了一座名为“创世（Genesis）”的狩猎园。据柯伦的摩西[21]记述，奥伦特二世在“河流的北岸栽植了一片枞树树林，四周设有围墙，内有敏捷的野羊、雌雄鹿群、中亚野驴与野猪。这些野兽在森林中繁殖聚集，以供国王在狩猎活动中取乐”。[22]之后的朝代也遵照了这一先例。例如亚美尼亚的安息人统治者胡斯洛（Xosrov/Khusrō，约公元330～338年在位），他在今日埃里温（Erivan）东南方向的阿拉特河（Arat River）沿岸建造了古城德芬（Duin/Dvin）。在德芬附近，胡斯洛让军队种植了两大片橡树林，四周围有高墙，墙内建有宫殿。待树木成材后，里面便聚集了各种野兽“以供皇帝狩猎、消遣与玩乐”。据同一文献记载，胡斯洛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继任者迪朗（Tiran，约338～351年在位）在凡湖北侧的阿勒山（Mount Masis）[23]下修建了另一座狩猎场。[24]这种行为也有可能是一种惯例，即每一任新继位的国王为了确立自己的王室身份，会陆陆续续地在王国范围内增加新的狩猎园。外高加索地区与突厥斯坦南部的较小国家也是常年受伊朗政治与文化影响的区域。在那里，于王城内部或周围修建一座封闭的狩猎园是种常见的行为。[25]

在探寻古波斯模式的长期影响时，关键的一点是，深受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影响的萨珊王朝也接受了狩猎园这种设施。萨珊王朝有意地恢复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崇高传统，在广大疆域内修建了许多狩猎场。在历史资料中，记载颇多的是一座位于塞琉西亚与泰西封（Seleucia and Ctesiphon）北部的底格里斯河河畔的狩猎场。这是一座古典狩猎园，其中满是树木，有着来自本地与异域的猎物，另建有奢华的宫殿。公元363年，这座狩猎场被罗马军队占领。[26]在萨珊王朝统治末期，拜占庭势力占领了其余几座狩猎园——据戴俄法内斯（Theophanes）记述，这些满是猎物的狩猎园曾经属于胡斯洛二世（公元591～628年在位）。[27]萨珊王朝最负盛名的狩猎场位于科尔曼（Kirmān）附近的塔奇布斯坦（Tāq-i Bustān），那里的一座大岩窟内，两侧壁的浮雕描绘了盛大的皇家狩猎场景。这些浮雕很有可能可以追溯至胡斯洛统治时期，也使后人得以一睹皇家狩猎场中发生的一场国王狩猎活动的情景。而空中拍摄的照片显示，这个狩猎场呈长方形。[28]狩猎场的一大显著特征是为特定的猎物提供了相应的微观环境，例如将野猪置于沼泽地中、为鹿类提供了空旷的土场。[29]

在公元633～651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中，穆斯林击败了萨珊王朝，这导致阿拉伯人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朗本土。随着历史发展，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形成期间，阿拉伯人从波斯人手中接管了许多机构与王权的象征物——如王位、王冠与狩猎场。[30]阿拉伯编年史与狩猎指南中明确记载，萨珊王朝拥有许多座狩猎场，其中一些狩猎场将某个统治者与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31]早期的哈里发——如哈伦·拉什德（公元786～809年在位）[32]等——在首都巴格达附近建造了自己的狩猎园。[33]据犹太旅行者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记述，穆台齐（Mustanjid，1160～1170年在位）的狩猎园“周长三英里，其中栽有各类树木，一部分是果树；此外，园内还容纳了各式各样的动物。整个狩猎园被围墙包围，在园中有一片湖泊，其源头是希底结河（river Hiddekel）。每当国王想要前往狩猎园消遣和享用盛宴时，他的仆人们便会捕捉各种鸟类、猎物与鱼类，之后国王便会带着参谋与王公同去狩猎”。[34]当地稍小的封邑也建有自己的狩猎场。公元8世纪，伊斯帕巴德（Ispahbad）的一位统治者便在陀拔斯单（Ṭabaristān）修建了一座大型狩猎场，其中有大量的鹿、野猪、野兔、狼甚至猎豹。[35]修建这样一所狩猎场不一定是在模仿阿拔斯王朝，而是延续了萨珊王朝的传统。原因在于，陀拔斯单位于里海以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保有独立性，保存了许多伊朗的民族传统。这一点也适用于突厥斯坦。突厥斯坦当地的传统也可以追溯至萨珊王朝。在11世纪时，布哈拉（Bukhara）的统治者建造了一座被称为“禁区（Ghūruq）”的狩猎场，内有许多花园、华美的宫苑与各类猎物。[36]几个世纪之后，萨非王朝（1501～1732）统治了大伊朗地区，狩猎场依然是当地的一大明显特征。其中，最著名的狩猎场位于哈扎尔贾里卜（Hazār Jarīb），意为“千亩”。这片狩猎场坐落于伊斯法罕的焦勒法（Julfā in Iṣfahān）附近，多位欧洲旅行者都曾对此有过记述。[37]

印度的狩猎场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据630年代穿越北印度地区的中国僧人玄奘法师记述，著名的“鹿野苑”[38]——佛陀向五位苦行僧初次讲经布道之处——据当地传说最初曾是一片封闭的狩猎场。[39]最早对这些狩猎场进行记录的是古典作家。昆图斯·古尔修斯[40]在记录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史时曾提到，印度西北部的一位历史并未记载姓名的国王极为沉迷狩猎，他会“在一片封闭的保护区中，伴着妃嫔的祷告与歌声，用弓箭捕猎动物”。[41]之后，据埃利安（Aelian，约公元170～230）描述，印度国王在苏萨（Susa）和埃克塔巴纳（Ectabana/Hamadān）拥有比古波斯帝王更为宏伟的大型皇家狩猎场。埃利安称，这些狩猎场中建有人工湖，栽植了树和灌木丛，当然还蓄养了鸟、鱼及其他猎物，其中有很多动物引自外国。[42]

《政事论》（Arthas＇āstra）是一部关于统治与管理的书，传说其作者是考底利耶（Kautilya），是孔雀王朝（Mauryan empire，公元前321～前184，但很有可能可以确认至公元4世纪）开创者的主要顾问大臣。在《政事论》中，考底利耶认为要进行皇家狩猎活动需要有一大片森林，并在四周绕有沟渠，只开一扇大门，栽种果树、开辟湖泊、饲养猎物。[43]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也沿袭了古波斯与中亚的传统。在德里苏丹国时期（1206～1555），当地建造了多座著名的狩猎场。例如，菲罗兹沙阿[44]（Fīrūz Shāh，1351～1388年在位）修建了一座大型的“狩猎行宫（kushk-i-shikār）”，在其中心有一座规模可观的大山。[45]更早时，德里苏丹国的卡尔吉王朝（Khalji，公元1290～1320）也有一座狩猎场，以猎物的多样性而闻名，为统治者及其妃嫔带来了许多欢乐。直至三个世纪后的贾汗吉尔统治时期，人们依然会提及这座狩猎场。[46]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狩猎场数目众多，宫廷资料与外国旅行者笔下都有相关记载。其中，有一座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