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的狩猎场

中国的狩猎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颇为令人意外的是，中国的狩猎场与伊朗和印度两国的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狩猎场的历史发展之路更加曲折与跌宕。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狩猎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非常早的时期。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认为，狩猎场的发明者是周朝的奠基者、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大约在公元前1122年，周文王修建了一座占地70平方里的狩猎场；而在山东，齐宣王拥有一片面积40平方英里的狩猎场。[59]据其他史料记载，“鹿苑”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十分常见，而之后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前221），彼此竞争的十二国统治者都拥有广阔的狩猎场。[60]甚至，其中一座还被当作外交礼物赠予了邻国。[61]

在秦朝（公元前221～前206）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2）[62]统一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imperial period）。此后，历史文献中关于狩猎场的记载变得更加清晰而完整。中国拥有许多座狩猎场，有的位于属国，有的则位于中心区域以专攻某种特定的狩猎形式——比如捕鸟。[63]但是，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狩猎场是首都长安附近的“上林苑”。上林苑前身建造于秦代，之后在西汉时期扩建而成。

上林苑的扩建主要是在著名的汉武帝（公元前148～前86年在位）[64]统治时期完成的。据《汉书》记载，这座宫苑的修建曾引起了诸多争议。史料记述，自公元前138年起，汉武帝在首都长安外组织了多场大型狩猎活动，最久的长达五天。渐渐的，这些狩猎活动变得越来越精巧繁复，并且开始扰乱正常的农业活动。譬如，朝廷共设立了12个“更衣处”，并且调用各地农民服侍皇室成员。很快，皇帝认为这样的距离过于遥远，狩猎活动也已经成为民众的负担。于是，汉武帝便派了一位朝廷大臣吾丘寿王[65]前往首都东南方向进行调查，并且通过购买和征收的方式圈建了一座庞大的狩猎场。这一建造狩猎场的举措遭到了朝野的批评，其中最激烈的批评者是一位名叫东方朔的朝廷官员。东方朔反对建造如此大规模的狩猎场、数不胜数的设施、绵延的院墙以及奢侈铺张的行为。他指出，对朝廷而言，富饶的农田与自然资源十分重要，而狩猎场的建造将会对之造成损害。东方朔表示，他难以理解朝廷为何要推崇森林和荒原，并认为国家不应继续扩展野兽的生存规模。最后，他警告称，如此的铺张支出终将导致灾难的发生与王朝的覆灭。面对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臣下所提出的严厉反对，汉武帝虽然表面上对他的警告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但还是依然按照既定计划继续修建了狩猎场。[66]

最终的结果便是，汉武帝建成了一座周长超过200里的狩猎场。这座狩猎场四周设有围墙，内有各种类型的土地与环境，如森林、湿地、山丘、峡谷、草地、溪流、瀑布、池塘、岛屿、沼泽等。当然，狩猎场中还生活着各式各样的猎物，如野猪与鹅等，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动物，如斑马、牦牛、貘、野牛、水牛、麋鹿、羚羊、原牛、大象、犀牛、野驴与骆驼等。[67]在上林苑修建的奢华宫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包括了眺望台、宫宇、动物园、休憩处、拱廊、游廊、亭子与御膳房等。与这些建筑融为一体的是人造景观，包括建有亭台楼阁的山丘、深邃的岩穴以及用于欣赏皇家狩猎活动的观景台等。此外，所有的建筑都使用了特制的铜器与瓦片。在这片“野外”空间中，还种植了多种多样的驯养植物，不仅可以食用，而且芳香扑鼻，如柑橘、李子、杏、葡萄以及各类树木。[68]由于这座狩猎场中的建筑数量过于庞大，以至于在汉成帝统治时期（公元前33～前7），上林苑中便有25座宫苑因使用次数较少而遭到拆除。[69]

显然，上林苑具有得到精心管理和控制的自然环境。在上林苑中，大批男女侍从饲养了各种动物，既有驯养动物如犬和马，也有猎物、鸟与野猪等。由于一部分狩猎活动依旧在马车上完成，故而为了便于狩猎活动的进行，苑中的灌木丛也得到了修剪。[70]上林苑的主要“狩猎季”是晚秋和初冬。届时，皇帝乘坐着一辆由象牙雕饰的马车，带领手下的士兵、猎手与各种助猎者一起进行狩猎。由于狩猎场的规模极大，故而需要先派斥候前往勘察猎物的分布情况。当然，狩猎活动的最后一幕便是对猎物进行大规模的集中猎杀。[71]

公元221年，随着东汉政权的灭亡，中国进入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混乱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由来自内亚地区的少数民族所统治，而本土的政权则被迫偏安南方。北方地区延续了祖先的狩猎传统，保留了中国特色的狩猎场——鹿苑。[72]藏族起源之一的前秦（公元350～394）[73]在长安城外修建了自己的“上林苑”，而拓跋魏则在其都城洛阳建造了一座名为“花林”的大型狩猎场。花林也同样拥有狩猎场的常见特征，包括人造景观、充足的猎物与服侍人员等。[74]

随着隋代（公元581～618）与唐代（公元618～907）再次统一中国，狩猎场又一次迎来了复兴与扩张，这一点在京畿尤为明显。[75]唐朝的皇帝经常使用狩猎场，尽管由于不景气、旱灾和民怨，朝廷不得不缩减了这些活动的规模。[76]

宋朝（公元960～1279）由汉人建立，其对狩猎活动并没有表现很大的兴趣。然而，中国旧有的狩猎场却为宋朝流行的园林艺术提供了灵感与先例。这些园林多为皇室、官员与富商所修建，也不再用于狩猎活动。在这些园林中，人们修建了许多封闭的动物园，主要用于收集罕见的异域动物。[77]12世纪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将宋廷赶出了北方地区，而前者则非常爱好狩猎。在其治下的大城市开封，金朝朝廷建造了一座名为“上林所”的皇家狩猎场。[78]这座狩猎场的修建也拉开了狩猎场再次复兴的序幕。自此之后，蒙古逐渐崛起，并在上都建造了最负盛名的狩猎园。

皇家狩猎建筑的大部分元素都能很容易地在蒙古人的狩猎活动中找到对映。蒙古人对狩猎活动的兴趣最初体现在成吉思汗的第三子和继任者窝阔台（公元1229～1241年在位）身上。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自认犯有四项大错，其中一项便是贪欲，即想要在狩猎活动中独占所有的猎物，导致族人无法享受到狩猎的乐趣。他承认，自己为了囊括大量的猎物，让手下在狩猎场中立起了栅栏和土墙。[79]波斯文献对蒙古人初次建造的这座狩猎场进行了详尽的记载。据其记述，这座狩猎场修建于翁金河（Ongqin River）流域，位于蒙古国中心，北邻首都哈剌和林，是窝阔台的冬季驻地。狩猎场的围墙由木头和黏土制成，据称“其长度可达二日的行程”，且“内嵌有大门”。在狩猎活动中，军队首先围成一个巨大的狩猎圈（jerge），之后慢慢地自附近区域收集猎物，将之赶入狩猎场中。一旦猎物被赶至狩猎场内，可汗便开始进行狩猎活动了。之后，可汗便退回至山上，欣赏属下们陆续登场打猎。这座狩猎场的建造极为成功，以至于封疆在突厥斯坦的察合台——窝阔台的哥哥——也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思之间的伊犁河谷中仿造了一座“完全相同的”狩猎场。[80]

通过这些狩猎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过渡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传统元素逐渐结合起来。窝阔台的狩猎场既是大型圈猎活动的核心，也是最后的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