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狩猎搭档

动物助手


在漫长的人类狩猎史中，动物助手出现得相对较晚一些。事实上，即便在以狩猎作为食物与收入的重要来源的古代社会，人们在狩猎活动中对动物——主要是狗——的利用依然非常有限。与之相比，田园主义者与农业主义者在改良动物行为方面更加富有经验，并且训练了多种动物作为狩猎活动中的狩猎搭档。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的狩猎搭档并未被人类驯化，而只是在人类的一定控制下帮助捕猎而已。

那么，为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更有效地讨论动物助手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界定一下相关的概念与定义。家养动物（domesticated animals）指的是生育周期、地域分布以及食物供给都由人类控制的动物群体。人类的控制会在社会层面与基因层面上改变驯化动物的形态、毛色与行为方式。换言之，在这种驯化过程中，物种长期生存的自然选择被人工选择所替代，其目的则是满足人类在经济、社会、文化或美学等方面的需求。[1]除此之外，野化动物指的是已驯化过的动物被再次放归野外，而野生动物则指从未被驯化过的动物，[2]至于驯化（tame）一词的含义则可以借用罗杰·卡拉斯（Roger Caras）的表述来阐释，即“驯化动物虽然整体上仍是野生物种的一部分，但是其作为一个个体已经在行为学层面上适应了与人类亲近”。[3]

如果我们将这些定义应用于人类的狩猎搭档，或者至少应用至皇家狩猎活动中所用的比较常见的动物身上，那么只有两种动物，即狗与马属于家养动物。其他各类动物，如各种猛禽，或者猎豹与大象，都属于驯化动物的范畴。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后者最初实际上是被人类捕捉到的——也就是在狩猎活动中被抓获的——而这一捕猎过程则构成了皇家狩猎文化的一部分。[4]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动物助手进行有效分类：有的动物会直接参与并攻击猎物，如鸟类，或者猎豹和猎犬；而有的动物则不会这么做，如马和大象。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后一类动物有时也会被人类训练去攻击老虎，但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比如马匹，则依然是负责运输。缘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本章关注的重点是家养动物中的狗以及驯化动物中的鸟类、猫科动物及大象。之所没有把马匹列入研究范围之内，一是因为马既不会捕猎，也不是人类狩猎活动的捕捉对象；二是出于节约篇幅的考虑。笔者的研究还排除了一些真正的动物，如雪貂（ferret/putorius）。雪貂的家养历史非常久远，或许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并且一直在西方被广泛地用于捕捉野兔。[5]本章不对雪貂进行讨论的原因是，雪貂并不被人们当作一种高雅的动物，因此它无法成为皇家猎手的合适搭档。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搭档（partner）”与“助手（assistant）”两个词实际上贬低了动物在皇家狩猎活动中的重要性，错误地暗示这些动物主要是为人类猎手发现、驱赶和取回猎物。然而，实际的情况通常是恰恰相反的：是人类在为他们的动物搭档跟踪和驱赶猎物。因此，从人类的角度看，这种类型的狩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过程，是在安排和观看动物之间的搏斗与竞争。

从长期来看，皇家狩猎历史的一大发展趋势便是越来越关注在狩猎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种被训练过的动物。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公元1212～1250年在位），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与驯鹰师（falconer）。他曾将狩猎活动分为三种基本类型：①使用无生命的工具或武器进行狩猎；②在动物搭档的协助下进行狩猎；③二者兼有的狩猎方式。[6]当然，并无数据显示其中哪一种狩猎方式是最受欢迎的。然而，根据逸闻趣事中的资料显示，只使用武器进行狩猎的活动是比较罕见的。在谈及德里苏丹国的伊勒图特米什（Iltutmish，公元1211～1236年在位）统治时期的一位高级官员泰基·艾丁（Tāj al-Dīn）时，与他同时代的术扎尼称泰基在狩猎时只使用弓箭，并且“从不把猎豹（yūz）、猎鹰（yāz）或猎犬（sāg）带到狩猎场上”。[7]显然，这段言论的表达方式透露出一个信息，当时的人们认为泰基的狩猎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在其他的例子中，皇家猎手时而使用武器狩猎，时而使用动物助手进行狩猎。关于这种现象，人们曾在史诗故事中对传说中的先祖、突厥部落乌古斯（Oghuz Turks）的模范统治者乌古斯汗进行过描述。其中，一则传说是这样记述的：“有的时候，乌古斯汗会带着猎豹与鹰隼（bāz）外出狩猎……而有的时候，乌古斯汗会前往野外独自与野猪（gurāz）进行搏斗。”[8]显然在这里，狩猎方式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与动物助手一起进行狩猎是更加常见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在核心区域中，狩猎活动经常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成依靠用驯化动物捕猎野生动物的过程。[9]这种趋势的出现也具有合理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狩猎是一种危险的活动，所以在狩猎活动中使用动物替代可以保证人类一定程度上的安全。[10]

尽管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人们对动物助手的关注可以说非常普遍，但是这种关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里，古典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再次成为一个例外——这一区域的人们对狩猎活动中使用的驯化动物并未表现太大的兴趣。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创作了著名的狩猎指南《狩猎术》（Cynegeticus），而他在书中只记录了作为狩猎搭档的马和狗。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中世纪早期，即来自核心区域的国际标准开始对欧洲贵族造成重要影响之后，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