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

述，当地不仅有数量众多的矛隼，而且应用也十分广泛，并非仅仅局限于王公贵族当中。[137]

这一证据指向了伊朗、突厥斯坦以及阿富汗等地的定居人口所从事的大众鹰猎活动。[138]实际上，鹰猎活动被认为是卡塔尔当代的国民运动。[139]鹰猎活动在核心区域的流行，尤其是其大众性特征，可以从经济和逻辑角度进行部分阐释。各种类型的猛禽均是这些地区本土的动物，只需花费很少的成本便可以捕获到。此外，在完成训练后，猎鹰本身在某些程度上是可以自己完成觅食的。

但是，如果鹰猎活动在核心区域内是一种人人都可以负担的大众活动，其又是如何维持了作为贵族消遣方式的地位呢？答案当然是规模。贵族的鹰猎活动涉及了一个复杂的后勤结构，一种壮丽的盛景，并且需要专业驯鹰师的协助。此外，贵族的鹰猎活动还需要大量的猛禽，因为轮流两次放飞同一只猎鹰实在不符合王公贵族的身份。[140]贵族需要的猛禽数目比平民要多得多，统治者所需要的猛禽数量则超过其侍从。可以预料的是，热爱鹰猎活动的统治者会从各地收集各类猛禽；但同样的，即使对鹰猎活动并不那么狂热的统治者也认为，自己有必要拥有众多技术高超的驯鹰师，并且会积累大量的各类猎鹰。[141]

那么，究竟多少才算足够呢？在曼德维尔充满想象力的旅游记录中，中国的大汗据说拥有15万名驯鹰师，预计其所拥有的鹰隼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数目。[142]当然，这个数字大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也表明数目是衡量遥远国度统治者权力的一种方式。更加实际一些的是马可·波罗的记述。据他描述，忽必烈在狩猎时带了“500多只”训练有素的猎鹰。[143]马可·波罗的记录与之后关于伊朗萨非王朝的鹰舍的描述完全一致——据夏尔丹称，笼中共关有800只猎鹰。[144]

衡量皇家鹰舍的另一则标准是所容纳猎鹰种类的多样性。为了彰显皇权威严，统治者应当拥有并且能够放飞所有已知种类的猛禽。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到伊朗的萨非王朝再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中国的清朝，这一标准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广为适用。[145]正如任职于莫卧儿帝国宫廷的医生贝尼埃（Bernier）富有洞见地指出，奥朗则布在外出狩猎时携带大量的各类猛禽，“既是为了炫耀，也是为了用于野外活动”。[146]

12世纪末，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曾记录道，“在狩猎时，贵族喜欢使用呼啸飞过的猎鹰和鹰隼”。[147]实际上，这种喜爱背后隐藏着很多原因。首先，这种狩猎形式对体力的要求较少，人即使进入老年也可以继续进行。譬如，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贾汗吉尔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喜爱这项运动。[148]其次，高品质的猎鹰是宫中极好的展览品。有一次，卢布鲁克在觐见蒙古可汗蒙哥（公元1251～1259年在位）时被要求等待一会儿，因为当时君主正在悠闲地观赏他拥有的众多猎鹰。[149]此外，拥有一只善于狩猎的猎鹰也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例如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巴布尔（Bābur，公元1526～1530年在位）便曾炫耀过自己心爱的猎鹰。[150]然而，在腓特烈二世看来，鹰猎活动属于最高贵的狩猎形式的原因在于，其中涉及了大量的相关技巧与知识。他认为，能够令一位驯鹰师享有盛誉且获得尊贵身份的并不是其所捕获的猎物，而是他最初对猎鹰的训练。[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