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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任职的人员拥有各种个人获益和擢升的机会。很多统治者都对狩猎活动及其准备过程表现了直接的兴趣。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公元1113~1125年在位)在对儿子的《劝诫》(“Pouchenie”)中说:“在狩猎活动中,我本人会直接负责调集猎手、侍从、鹰隼(sokol)与猎鹰(iastreb)。”[43]此外,据耶稣会会士的信件显示,阿克巴大帝不仅能叫出宫中所养的上千只野兽的名字,包括马、鹿、大象、猎豹等等,而且他本人还会仔细地监管这些动物的健康状况。看守和驯兽师会依据其完成职责的情况而得到赏罚。[44]因此,狩猎活动经常可以为相关人员提供一个在有权势的王公面前展现个人素养与技术水平的机会。在这些类型的政权中,正如马克·惠托(Mark Whittow)在评价拜占庭帝国时所言,“能够接近皇帝是最重要的事情”。[45]
对于一个有精力、有能力并且有野心的人而言,皇家狩猎管理机构是开展个人事业的绝佳地点。首先,这里的职位往往可能会增加一些特殊的尊称。[46]在核心区域内的等级社会中,这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此外,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任职可以获得更加实际的奖励。[47]最常见的是,统治者会对其中表现卓越的人员赏赐食物、衣物或钱财。[48]在14世纪的元朝宫廷,每年第一位用海青(gyrfalcon)[49]捕捉到雪雁的皇家驯鹰师可以获得一锭银子。[50]在不那么常见的情况中,蒙古帝国早期的窝阔台可汗(公元1229~1241年在位)曾赏赐了几位年轻侍女给他手下负责掌管“猎豹等狩猎用动物的主管”。[51]赏赐内容的经济价值更高的是马穆鲁克王朝和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他们会赏赐大量田地给喜爱的驯鹰师与猎手。[52]
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升职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十分有利可图。晋升的原因可能纯粹是因为技术突出。薄伽丘笔下的一则故事中,在十字军远征中被俘的一位贵族基督徒引起了萨拉丁的注意,原因是这位贵族擅长训练猛禽。之后,他成了苏丹的驯鹰师主管。[53]这个故事无疑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基调。诚然,此种类型的技巧在当时的确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负有盛名的驯鹰师在死后的几个世代中都会被人们铭记和尊敬。[54]因为狩猎技术高超而得到晋升的人——如腓特烈二世的驯鹰师理查德·德弗洛尔(Richard de Flor)——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与威望,其后代也能升为贵族。[55]
很多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任职的人员自出生之时起便获得了这些职位,这也反映当时的狩猎管理人员所拥有的崇高威望与社会地位。成吉思汗曾册封他的长子朮赤为狩猎主管,而在伊丽莎白女皇(Tsarina Elizabeth,公元1741~1762年在位)统治时期担任这一职位的则是拉朱莫夫斯基伯爵(Count Razumovskii)——宫廷内一位贵族出身的显要人物。[56]
鉴于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均是政治人物,因此这些人也为统治者承担了各种政治任务,其中便包括为宫廷提供安保工作和看管人质。[57]然而,即便是普通的猎手也可能被卷入高层政治之中。1251年,一位普通的动物管理员发现了一场预谋推翻新继位的可汗蒙哥的政变计划。在政变失败后,这位管理员被赏赐了礼品和官职。[58]自然,其中也会有失败者。1615年,一位刚刚晋升的狩猎主管(mīr-i shikār)被卷入了萨非王朝皇室内部的斗争之中,最终因支持了错误的派系而丢掉了性命。[59]
猎手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可能是非正式或程序化的。公元前239年,在秦国统一中国的前夕,有一位名为嫪毐的高官负责掌管宫殿、马车、马匹、服饰、园林与狩猎场,并且在国家事务中掌握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60]嫪毐所担任的职位无疑使他拥有了与统治者接触的机会,而且可以趁机进谏,但是他的职位职责“在体制层面上”并不包括制定国家政策。此后,在核心区域内,情况开始有所不同了——猎手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变得更加正式化。据萨非王朝末期的一本管理手册记载,狩猎主管(amīr-i shikār-bashī)的特定职责包括任命皇家驯鹰师,以及与另一位官员一同管理所有与狩猎活动有关的财政事务。位于狩猎主管之下的是皇室鹰舍(qūsh-khānah)的督察员以及各个地区的猎手。在任期间,狩猎主管可以从国库领取800图曼[61]的高薪,此外还以特殊费用的形式获得了其他收入。毫无疑问,狩猎主管是皇家狩猎活动的实际领导人;由于身居这一职位,狩猎主管还是异密(Amīrs)顾问班子(Jangī)的成员之一,在国家事务上会为君主出谋划策。[62]换言之,狩猎主管的政治影响与权威既是体制所赋予的,也是这一职位本身所固有的。
与瑟夫·哈斯·哈吉布反对人们从事几种职业,包括卧室侍从、厨师和驯鹰师——原因是他认为这些工作只能获得很少的收入,所从事的工作却十分辛苦。[63]在与瑟夫所处的11世纪的突厥斯坦,他的建议或许称得上合适,但是在大部分核心区域中,驯鹰师和其他猎手往往可以取得很好的事业发展,其中一些人还被调职或擢升为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之外的各种理想的高薪职位。约904年,亚美尼亚编年史家汤玛斯·阿尔兹鲁尼(Thomas Artsruni)对这种擢升传统进行了清晰的叙述。据他记录,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初期即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Tigran)统治期间,在宫廷任职的两位玛代人(Mede)奴隶最初均是驯鹰师,之后转为斟酒人,最后获得了贵族身份并成为地方长官。[64]无论这一记载是否符合史实,但至少可以看出在一位10世纪的著书人眼中,这一晋升过程是非常正常的。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这两个人的事迹在伊朗也得到了复制。在沙阿拔斯(Shāh )统治期间曾有一位尤素福汗(Yūsuf Khān),出身为亚美尼亚基督徒和奴隶(ghulām),最初任职于皇家鹰舍,因擅长管理猎鹰等狩猎用动物,很快便成了狩猎活动的总管。从这一职位,他晋升为乌斯塔拉巴德(Ustarābad)的地方长官,并最终成了阿塞拜疆的希尔万地区的军队司令。另一个例子事关沙哈鲁·伯(Shāhrukh Beg),此人是突厥人,最初担任皇家鹰舍的总管(mushrif),最终成了皇家卫队的指挥官。[65]
在中亚和印度等地区,我们也可以在史料中找到类似的事业发展轨迹。[66]尤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迦色尼王朝与德里苏丹国统治时期,很多奴隶士兵都担任了猎豹管理员(yūzbān)和狩猎主管的工作,之后他们都成了王朝中重要的政治大员。[67]显然,与狩猎活动相关的职位是在通往高层职位的过程中历经的一站,也是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常见组成部分。
在狩猎机构中任职的人员还可以继续晋升获得更大的成功——虽然或许离核心区域并没有那么遥远,但是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时期的多位狩猎主管便是如此。[68]在欧洲,尤其是法国,驯鹰师是极受人们重视的职业。13~17世纪期间,总驯鹰师是最具有威望也是薪酬最高的职位。路易十三(公元1610~1643年在位)曾任命他的总驯鹰师阿尔贝·德·吕伊纳(Albert de Luynes)担任总管与首席枢密大臣(prime m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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