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中，这一花销直接来自于国库。例如，在德里苏丹国统治时期，皇家养狗场会定期收到来自国库的资金资助。[95]在更早时，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9～前499年的一块埃兰文石碑记录，阿契美尼德王朝会为皇家猎犬提供食品供给；其中的一项文件提到了68只动物，在另一项文件中则提到了26只。[96]据希罗多德记述，阿契美尼德王朝所拥有的诸多猎犬被分派至巴比伦尼亚（Babylonia）的四座大型村庄，由村民负责照顾和喂养它们，以此免去这些村民承担国家规定的其他义务。[97]
在其他地区，皇室也曾出于类似的目的免去百姓的税款。如中国的辽代，由于皇家狩猎活动的规模极其宏大，而且需要很多供给品，因此住在狩猎队伍营地附近的百姓被免于纳税，以此来补偿狩猎活动为当地百姓带来的负担。[98]为了给皇家狩猎活动提供资金，政府可能还会征收一些特殊的额外费用。1289年，伏利尼亚（Volynia）的大公姆梯斯拉夫（Mstislav）以食品的形式对布莱斯蒂亚（Berestia）征收了一笔额外的“猎人税（lovchee）”，以此作为对当地叛乱行为的惩罚。[99]
在伊斯兰世界中，还有另外的一些选择。18世纪时，布哈拉的统治者在巴尔克（Balkh）设立了一笔以敬神为名的财政拨款（vaqf），其目的之一便是为总驯鹰师、猎手首领以及猎鹤人（ṣāyyadan-i kulang）提供专门薪资；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为皇家狩猎活动供给食物、遮蔽设备与人力。[100]
显然，筹集资金的手段多种多样。由于大部分方法都涉及资金或稀有资源的转移，这一过程很容易在皇家猎手和动物管理者中滋生舞弊、腐败和滥用职权等行为。伊朗的蒙古宫廷受这些问题的影响尤为严重。在合赞汗统治时期（Ghazan，公元1296～1304），驯鹰师（qūshchiān）和猎豹看守（barschiān）可以从指定的区域获得所需的供给，而他们则借此进行无休止的勒索。这些官员有组织地多报其所照顾动物的数目，进而非法地索取巨额差旅费（ūlāgh）和粮草，对其所居住的区域或外出经过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依仗自己具有可汗的狩猎用动物守卫者的地位，这些官员还对那些不小心靠近或进入他们管辖区域的人们索取贿赂，一般会拿走受损者的钱财、坐骑和衣服。为了终止这一乱象，蒙古宫廷针对所拥有的1000只猎鹰（jānvar）和300头猎豹（yūz）制定并颁布了专门的定额标准，防止猎手对管辖区域进行无理的勒索。如若官员依旧不思悔改，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101]然而，这些措施未能终止这些问题。1320年，阿布·萨亦德（Abū ，公元1316～1335年在位）颁布了一条蒙古语法令，取缔了驯鹰师和猎豹看守，以此来终止他们给百姓造成的压力。[102]
同样的，这些非法行径在中国也非常常见。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统治末年，五坊的官员利用职权在民间勒索钱财，并且在酒肆有拖账欠账的行为。这种行径一直持续至德宗的继任者顺宗继位。[103]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很有可能广泛地分布于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的狩猎管理机构中，成为进行皇家狩猎活动的一项间接支出。
中国的士大夫们（scholar officials）认为，这种行为的危害十分巨大，而且是皇家狩猎活动所导致的一项间接支出。自公元前4世纪的孟子开始，针对皇家狩猎活动的奢华支出——尤其是针对大型狩猎场与狩猎保护区——的批评之声便未曾平息。这些大型狩猎场与狩猎保护区剥夺了普通民众使用森林资源的权利，更有甚者，还会从民众手中征收大批的农业用地。[104]由于中国经济理论的最基本观点便是农业乃经济之本，因此这种土地的损失遭到了大量的批评。公元前195年，汉朝皇帝的重臣萧何曾提议，将狩猎场移交给民众用于种植农作物。百年后，桓宽创作了《盐铁论》一书，并在书中记录了关于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辩论。在《盐铁论》中，桓宽不仅提出了与萧何相同的建议，而且指出这一做法有助于扩大征税基础。[105]有的时候，这类建议得到了采纳：在公元76、107和109年，上林苑和广成苑——洛阳附近的一座狩猎场——中的土地便曾在灾荒年代被分配给贫民耕种。[106]
在结束本章论述之前，中国的史料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则关于皇家狩猎活动中巨额投入的信息。从汉朝起，中国朝廷官员便反复提议缩减皇家狩猎活动以及在礼服、马车、殿宇、宫苑、猎犬与马匹方面的支出。[107]他们认为，朝廷支出是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而皇家狩猎活动则是导致支出增加的主要因素。
尽管这些证据大多属于轶事类型，但是这些累积的证据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家狩猎活动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包括动物、人力、管理与经济等方面。正如几代的中国士人所坚称的那样，皇家狩猎活动几乎不具有经济意义，他们的担忧与批评也证实了我们此前所得出的有关结论：皇家狩猎活动具有惊人的规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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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cker，Wolfgang 1992 Sports and Games of Ancient Egypt.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62-63，and ARE Breasted，James Henry，trans.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8.IV，266.
[2] Back，Michael 1978 Die Sassanidischen Staatsinschriften. Acta Iranica 18. Leiden：E.J.Brill.236 and 354，and Fryer Fryer，John. A New Account of East India and Persia，Being Nine Year’s Travels，1672-1681. Ed. William Crooke. 1909. Reprint Millwood，N.Y.：Kraus Reprint，1967. 3 vols.373.
[3] Anvarī，Hasan 1976 Iṣṭilāhāt-i dīvānī dawrah-i Ghaznavī va Saljūqī. Tehran：Kitabkhānah Ṭavūrī.20-21.
[4] Abū’l Faẓl，AA Abū’l Faẓl. The Akbār-ī Trans. H.Blochmann. Reprint Delhi：Atlantic Publishers，1979.I，452，and Jahāngīr. Tūzuk-i Jahāngīrī or Memoirs of Jahāngīr. Trans. Alexander Rogers，ed. Henry Beveridge. Reprint Delhi：Munshiram Mansharlal，1978.I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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