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正统性

动物与意识形态


在本书中，关于正统性的意识形态可以被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牧师与学者所系统阐释的政治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往往借助于哲学、神学与宇宙论的支持；另一种更为分散的意识形态类型的言说途径则是大众宗教与大众文化。显然，国王在定义与展现自我时会援引正式的官方理论，但是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被民众关于国王的期望所塑造和修正。我认为，皇家狩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官方准则与大众观念之间的动态关系。

尽管动物、皇家狩猎活动、国家形成与正统性之间的多维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鲜明的形态与特征，但是依然有一些共通的特征超越时空的限制而显露出来。其中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如前文所述——各种类型的动物都被认为具有灵力（spiritual force）或/和宇宙论意义，而且很多动物——如在古埃及——都受人崇拜，被认为是神灵本身或至少是传递天意与神旨的媒介，而其中很多都有政治性的内容。[1]这一点在回鹘人的民族神话（ethnogenetic myth）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据神话记述，当公元840年回鹘人被赶出蒙古时，他们正是通过跟随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叫声而来到了天山山麓，从而发现了新的家园，即别失八里（Besh Baliq）。[2]

在很多国家的文化中，鸟类被认为是天神喜爱使用的信使，而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同样是政治信息。在各种鸟类中，埃利安认为猛禽是最受神灵喜爱的，也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鸟类。[3]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民族与国家的缔造神话中经常出现猎鹰的身影，其形象多为远古图腾、社群守卫者、政治成功的预兆、上天的使者、神灵的显现和文化英雄等。[4]

更加具体地说，在亚洲北部与中部地区，鹰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力量与属性。作为太阳之鸟和神旨的象征，鹰具有丰富的内涵：鹰在一定程度上缔造了其他的强大生物，如从最优质的猎犬到萨满巫医——后者在仪式中身着的鹰羽道服象征了精神的旅程。[5]自然而然的，鹰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在突厥人看来，鹰是一种宇宙力量，与上天（腾格里，tengri）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突厥语中，鹰的称呼之一“bürküt”或许可以追溯至“berk qut”一词，意为“确定的好运（sure good fortune）”，这是草原世界王权的必要组成部分。[6]然而，鹰的政治角色并非只局限于草原地带。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的伊朗、早期的希腊与拜占庭帝国，鹰是帝王权力的象征，预示了政治权威与军事运势的变化。[7]甚至，在罗马的政治仪式中，对皇帝的神化行为便是从皇室的火葬柴堆顶放飞一只鹰，意为将统治者带至天堂，与其他神灵一起得到人们的崇敬。[8]

由于动物拥有神力并可以传达神意，狩猎活动本身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交流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在传统社会中，狩猎活动始终具有意识形态内涵。古代宗教——如萨满教——与狩猎活动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原因在于，所有的自然生物——尤其是猎物——都具有潜在的灵力。因此，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猎手在汲取自然资源时必须也“返还”自然，也就是说，猎取猎物的行为是在交互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了精心安排的精神补偿。[9]在草原地带也有类似的规则实行。契丹皇室夫妇会仪式性地猎取野兔以敬拜太阳神，并将捕捉到的第一只天鹅作为祭品献给宗祠。[10]对突厥人和蒙古人而言，无论集体狩猎还是个人狩猎都被认为具有灵性，因此始终需要借助大量自然的力量，其途径包括各种净化仪式与禁忌、祭品、乞灵活动以及对山、森林与猎物的感谢仪式等。[11]

这些意识形态关联在常规世界中非常常见。据皇室铭文记载，由于亚述帝国的统治者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宗教义务，因此神灵赐予其“野兽”并“命令”他们前去狩猎。[12]因此，皇家狩猎活动是宗教约束的王权组成部分。诚然，政府机构需要皇家狩猎活动。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国王的猎鹿活动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仪式性行为，涉及了对土地、山与河的祭祀。这些仪式性的猎鹿活动在伊朗的萨珊王朝、朝鲜的高句丽王国与公元7世纪时的日本都曾出现过。[13]有趣的是，在从中国汉朝到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史书中，人们经常用追逐难以捕捉的野鹿来比喻对皇权的追求。[14]

尽管在不同客观环境与宗教信仰的影响下，皇家狩猎活动的意识形态内容有所差异，但是其间的平行关系却非常引人注意。在核心区域与草原地带，人们对“好运”的理解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好运并非是“一般的”运气或是掷骰子的巧合，而是一种特殊的给予，是通过精神世界获得的成功。在这些文化中，高水平的狩猎活动既被认为是一种技术习得和体能成就，也被认为是对自然力量的控制，这种控制力受到超自然和魔法的影响。因此，狩猎活动中的特殊技能展现了一个人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力量，而这种能力则可以被转移至政坛之中。[15]

在古代近东地区与之后的草原民族中，这种能力是帝王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这种能力看起来也是宏观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后者包括了普遍权威、上天赋予的统治权、君主的皇室荣光以及极为特殊的好运。在中古波斯语中，这种荣光（glory）被称为“khvarnah”，在突厥语中为“qut”，在蒙古语中为“suu”。[16]狩猎活动展现统治者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恰恰是神灵的意旨。

这种对等关系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正如沃尔夫冈·德克尔（Wolfgang Decker）指出，“在埃及的皇室信条中，成功的猎手可以等同于战无不胜的勇士”。[17]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信条得到了进一步的再定义和阐释。埃琳娜·卡森（Elena Cassin）称，长久以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与神灵都同狮子有着紧密的联系。[18]亚述帝国时代的文字与图像资料清晰地显示，对公元前1000年的统治者们而言，狩猎活动不仅是一种宗教政治职责，而且作为皇家猎手最具有“皇家气派”也就是最具有个人魅力的时候，便是他与狮子单独格斗的时刻。这种格斗活动是一种测试和考验，可以确定君主是否适合统治。此外，在与狮子的格斗中，获胜的君主可以同化被击败野兽的部分关键特质，并将这些狮子般的品质——如勇气、力量与凶猛等——带入之后的战场中。由于狮子是未驯化世界的王者，战胜狮子可以让君主的统治领域超越有秩序的文明世界（mātu），延伸至广袤的无秩序的野蛮荒野（erṣetu）。在这一基础上，亚述帝国的君主们宣称自己是“世界”的统治者，掌控了“世界的四方”。

因此，国王与狮子同荒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关键、复杂和看似矛盾的。一方面，野生的非家养动物孕育了国王的力量，赋予其成功进行军事行动的关键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以狮子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对有秩序的驯化世界造成威胁，这一世界需要获得保护，以对抗来自自然界与超自然界的邪恶力量。因此，猎杀狮子的行为成为在自然威胁及其关键的孕育功能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的动态机制。由于皇家猎狮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事务和政治事务，这一活动变得高度仪式化——换言之，猎狮活动的每一部分都经过了细致的策划，为了保证能够稳定地为狩猎活动供给猫科动物，人们甚至像“畜牧”一样养殖了狮群。[19]

图13 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