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管制官

在本节中，我们将再次探讨统治者对正统性的宣示。前文中，我们论述了由政府支持和传播的官方意识形态类型；在这里，我们将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即统治者的行为如何依循了臣民所表达的兴趣、信仰与预期。必须承认的是，用这种方法探讨正统性问题实际上很受局限，原因是这一角度并不包括在更大范畴内对正当性与许可性的考量。虽然如此，这一有所局限的关注却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我们的直接需要，即审视社会阶层及其特定功能之间的联系。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出，这些功能必须“由一个阶层来付诸实行”。[57]对我们而言，这就引起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贵族阶层自身是否认为皇家狩猎活动是这样的一项责任？第二，贵族阶层属下的臣民是否认为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必要而值得期望的公共服务？

在阿拔斯统治时期，贵族阶层可以比较令人信服地宣称，他们进行的狩猎活动所猎取的动物既是害兽，也是一种威胁。[58]这种对公共服务的宣言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的行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后者曾派出军队剿灭在苏萨（Susa）和米堤亚之间肆虐的蝎子；此外，一位倭马亚王朝的总督曾协助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地区“铲除”了同样的虫灾。[59]人们还以公共利益之名猎取了很多更大的猎物。古王国时期（Old Kingdom）[60]的法老曾杀死啃食破坏尼罗河沿岸农田的河马。[61]我们还可以在之后的英国贵族的猎狐活动中找到皇家动物管制官的踪迹。这种狩猎活动——正如其爱好者自中世纪起所宣称的那样——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服务，消灭了捕食小土地所有者家禽与羊羔的“害兽”。[62]

可以预料的是，猎虎活动也通常以类似的形象出现。汉朝的一位将军只要听说附近有老虎出现便会前去捕猎，这与印度早期统治者的行为相同。[63]之后，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和当地的统治者曾使用多种方式——如毒药、经过训练的水牛与大象、枪支——来控制老虎的数量。[64]

皇家猎手还参与了另外一种更加广泛的针对特定区域内“不受欢迎”动物的战斗。据说，中国战国时代的统治者除去了当地危险的野兽；1264年，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拜伯尔斯（Baybars）清除了雅法（Jaffa）北部的阿苏夫（Arsūf）森林里包括狮子在内的所有猛兽。[65]格鲁吉亚的国王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17世纪时，格鲁吉亚的君主及其朝臣在王宫外射杀了上百只被围住的狐狸、豺狼和野狼，此举获得了围观民众的赞许，展现了君主对公众利益的维护。[66]鲁特罗·德瓦认为，统治者“因为杀戮了虎狼等凶残的动物，保护了地里的庄稼，杀死了牧鹿等其他动物”而获得了“宗教功绩”。[67]

毫无疑问，皇家猎手们不遗余力地对自己的狩猎活动进行正面描述，将之塑造为对臣民的无私服务行为。若要探究民众对统治者履行公共责任的态度，那将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审视一下大众对荒野自然的态度。

当然，我们无法进行大众民意调查，但是我们掌握有对大众各式自然观的描述。首先要注意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主宰的或统一的观点；大众观念显然是受环境影响的。虽然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均有证据充分显示人们对自然世界——尤其是对野生动物——持有恐惧与敌对的态度。

这一点在关于民众针对害兽的“抵抗”运动的记录中体现得非常清晰。有的时候，这些运动表现为一般化的反击行为。早期的亚美尼亚人经常毒杀野猪、熊、狼和野驴。1772年，印度西南角的特拉凡哥尔（Travencore）组织了大型的围猎活动，目的是杀死被认为会威胁人类的林中野兽。[68]在另外一些时候，人们会对特定的物种表现愤怒。在公元1世纪的意大利，某地的人们每年会与蝗虫“交战”三次；在利姆诺斯（Lemnos）岛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69]直至19世纪，蒙古牧民还经常与狼发生摩擦；牧民对狼仇恨至极，以至于他们不仅要杀死狼，还要用绳索抓住狼后活剥其皮。[70]

同样，老虎也得到了特殊的关注。有的时候，动机就是简单的仇恨。1861年，华莱士在爪哇记录称，当老虎杀死一个年轻男孩后，当地人组织了一场大型狩猎活动，最终杀死了那只“有罪的”野兽。[71]在其他时候，还出现了更加一般化的预防性的进攻行为。例如，有记载暗示在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间，印度人曾试图通过毒杀和尽量杀死幼崽的手段来控制老虎的数量。[72]更加确切的记录是，在19世纪早期，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居民通过自设陷阱和诱饵来捕捉老虎；此外，他们还鼓励配有武装的西方人杀死这些食肉动物。[73]在17～18世纪的中国南方的岭南地区，人类与老虎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斗争。随着当地人捕猎老虎，老虎的栖息地遭到了损毁与破坏，缺少常见猎物的老虎才转而开始袭击人类。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动态关系，人们对森林和老虎的恐惧进一步深化。最终的解决方式也非常直接：没有森林，也就没有老虎。[74]

詹姆斯·福布斯（James Forbes）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在印度各地旅行。他曾提及人类与野生动物——尤其是老虎——相遇的频率，以及这些野生动物对村民、旅行者和在荒野附近游荡的人所造成的威胁。例如，盐场工人便经常受到这些动物的袭击。甚至，在“隐蔽地”出征途中掉队的士兵都经常会成为老虎的受害者。自然而然的，这种情况在生活在森林和丛林附近的人们心中滋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据福布斯描述，这些人每晚都会躲藏在村内，就像准备迎接敌军的进攻一样。[75]

这些恐惧感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区中，民间曾传说，为了抚慰山神，人类将成为祭品，而山神则会化身为一只老虎。[76]此外，与远西地区广为流传的古老的狼人传说一样，中国和印度也同样流传着虎人的说法。[77]1330年代初，伊本·拔图塔在印度北部地区的瓜里尔（Gwalior）进入了一个受老虎侵扰的小镇，当地每晚都会有一只老虎侵入并将人带走。伊本说，当地人纷纷传说尽管镇子有围墙并且关闭了大门，但这只老虎依然能够四处游荡；当然，有的人则称这只老虎实际上是一个能够变身为野兽的拥有特异功能的人，目的是寻觅受害者的鲜血。[78]面对这样令人恐惧的生物，只有法术防御才真正有效。即使面对的是真正的老虎，人们也会使用法术。1670年代，福莱尔（Fryer）记述称，在“老虎”数量众多的马拉巴尔海岸，当地人请婆罗门给自己施以魔咒，以避免遭受老虎的攻击。[79]有趣的是，之后的英国人认为老虎与皇家狮子不同，前者是一种残忍而贪婪的动物，尤其嗜食人肉，“本质上是食人动物”。[80]这种情况很有可能真实地反映了英国人的印度经历，以及当地人对这类猫科动物的态度。

在前现代时期，各民族对荒野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差异。然而，前工业时代的非西方民族对荒野的态度则通常表现得较为类同和温和。然而，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然，大多数狩猎—收集者（hunter-gatherers）并不认为自己与自然分离，他们倾向于认为自然是“慷慨”或“给予”的，就像慈祥的父母或祖先一样。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得到农业从事者的赞同，后者经常认为自己立足于森林之外，将森林看作一种需要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