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管制官

服的危险敌人。简而言之，农氏与荒野的关系不同于狩猎—收集者，其并不完全建立在互惠的关系之上，而是包含着一些竞争与对立的元素。[81]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农业对自然而言，堪称是历史最悠久和最难以制服的敌人。自然而然的，正是这些农业从事者——如农夫、地主、农民和农学家——制定了各类相关的定义，界定了杂草和害虫的范畴，确定哪些生物才是应当被除去的。有些物种，如乌鸦或野生的有蹄动物，因为被看作是庄稼和牧场的竞争者而不受欢迎；其他的物种，如狼或大型猫科动物，则被认为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皇家狩猎活动可以很容易地契合农业从事者的世界观，有时还与耕种者的强烈意愿完全相符，如控制某些动物的数量，甚至对之予以根除。一则穆斯林狩猎作品中的故事便很好地反映了这些观念。在这个故事中，一位波斯农夫恳请国王除掉一只在附近肆虐的狮子，而这位未提及姓名的君主为了行好事，立刻下令让当地的官员“找出这只狮子并将其杀死”。[82]

关于这类民众期待统治阶级来控制危险野兽的证据，在很多资料中都有出现。据希罗多德称，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的臣民曾对统治者抱怨称，一只巨熊扰乱了当地的经济，之后则在统治者的协助下将其杀死。[83]孟子曾记述，在公元前4世纪时，一个名为冯妇的人擅长打虎，因此得到了农民阶级的称赞。[84]契丹君主也曾回应热河地区村民的请求，驱赶了杀死牛群与居民的老虎。[85]在这一背景下，贾汗吉尔猎杀大型猫科动物的动机最为明晰，或许还可以让我们更加均衡地看待这一活动。在一些时候，狩猎活动是一种提前规划完毕的体育活动，人们事先会派斥候来探定老虎的位置。在另外一些时候，人们只是巧合地遇到了老虎，依照机遇将其设定为猎物。虽然如此，皇帝也经常会依循当地人的请求而特地前去消灭在乡下或道路附近“食人”的老虎和狮子。[86]

臣民显然期望皇室或其代理人积极地承担起控制自然入侵的角色。可以预料的是，当欧洲帝国在亚洲不同地区取代了本土统治者，当地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新的政权仍会继续履行其作为皇家动物控制人的义务。在《哈里·布莱克与老虎》（Harry Black and the Tiger）等小说中，作者描写的“伟大的白人猎手”在实际生活中也有真人对应，如乔治·奥威尔在英属缅甸担任政治官员时，愤怒的当地人曾要求他“必须”去杀死一只肆虐的雄象，而奥威尔本人则十分不愿意去完成这项任务。[87]

问题自然便引向了：为何民众在自己本身具有杀死这些野兽的能力的情况下，还要去请求统治阶级来履行这些服务呢？这背后可能有若干个原因。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是，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其次，捕猎单只动物或更加宽泛的捕猎活动需要耗费很多人力，会让村民长期远离自己的田地。大体而言，很多农业从事者可能认为普通人负责控制家养动物，而宣称自己具有掌控力的统治者则应当负责对付那些野兽。

然而，这只展现了情况的一部分。皇家狩猎活动也许可以很好地满足大众的利益，但其本身也可能成为一项巨大的负担。贵族猎手在田地中骑行时会踩踏庄稼，有时甚至踏伤村民，这种标准的皇家猎手形象也是史实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便曾提醒猎手同伴们在耕地上时要注意躲避“正在生长的庄稼”。[88]中国汉、辽与元的史料都曾记载皇家猎手干扰农业活动的事件，并多次记录了颁布的禁止这类扰民行为的法令。[89]在其他时候，如中世纪中国和格鲁吉亚的史料都显示，由于平民被要求为皇家狩猎活动提供补给并担任助猎者，因而引起了诸多民愤。[90]贝尼埃曾记述了1660年代莫卧儿帝国的皇家狩猎活动给臣民造成的辛劳。他记录称，尽管“一群猎犬可以得到这些［猎手］的关注和喜爱，他们却对很多穷苦之人的遭遇漠不关心；很多穷人被迫跟随无情的君主［奥朗则布］追寻猎物，却被遗弃不管而死于饥饿、炎热、严寒和劳累”。[91]

因此，臣民有足够的原因憎恨和惧怕皇家狩猎活动。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公众对狩猎活动的态度，或者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另一语境中所言的“大众文化的分量”呢？[92]这一简单的阶级冲突模式可以解释的内容太少，省略了过多的内容。原因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多面而动态的，包括了从冲突到合作在内的一系列可能性。在文化层面，正如雷德菲尔德（Redfield）指出，构成任何文明的宏大传统与微观传统都是相互作用和彼此支撑的。贵族文化的元素会渗入大众阶层，很多民间信仰与习俗也被贵族阶级与知识分子所借用、重新阐释并提供了合适的学理基础。[93]正如安德鲁斯所说，现实的两极形成了一个整体，“在相互作用中彼此滋养”。[94]这一动态变化在政治层面尤为明显，从属阶级关于正义的概念核心是一种活跃的相互性，即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因此，下层阶级的抵抗运动或叛乱活动的一般目的是迫使统治者履行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属民眼中的“互惠准则”与“行为标准”，而不是去破坏或取代其统治地位。[95]

可以预料的是，任何由政府或朝廷支持的大型活动都有潜力影响臣民对互惠性的认知，进而激发起他们的道德评判意识。皇家狩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各方的回应。如果狩猎活动侵扰了农业，那么有可能会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但在其他的情况中，如果统治者拒绝猎杀一头有害或危险的野兽，也同样会激起不满的情绪。因此，贵族阶级的准则与大众阶级的准则之间有着持续而强烈的相互作用，在下层阶级中产生了一系列情感预期，并反过来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举止与行为。

大众对皇家狩猎活动的态度，与大众对自然的普遍态度相类，认为其既是一种孕育，也是一种威胁。这显然是一种相当大的矛盾。对当地村民来说，皇家狩猎活动是一把双刃剑。皇家狩猎活动一方面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另一方面则可以控制不受欢迎的动物的数量。甚至，皇家狩猎活动还可以带来特殊的奖赏。马戛尔尼宣称，据可靠来源的消息，在山东的一座村庄遭受洪水袭击时，曾在此地狩猎的乾隆皇帝出于个人情结，在听闻消息后立刻给当地幸存者送去了特殊抚恤。[96]

现在，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审视官方意识形态与实践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在其中探寻正统性的踪迹。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皇家猎手的猎狮行为。这种活动始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因此也是大量官方宣传的适用对象。

古代，狮子在核心区域范围内均有分布，通常被描绘为牲畜的巨大威胁，以及侵袭村镇的食人动物。[97]在古埃及，狮子因其造成的损失和威胁，常年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法老之所以经常夸耀自己能够捕获大型猫科动物，目的不仅是证明自己的勇气，也是为了展现皇室对重要的“政策”问题的关注。[98]在美索不达米亚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其中关于狮子的意识形态展现得尤为充分：在这里，人们同样认为狮子对人类和经济造成了威胁。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寓言、史诗和法律条文中，如探讨放牧人掌管的牲畜被狮子杀死时应负何种责任的问题。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亚述的皇家铭文和印章都明确记载了，由于狮子对放牧人和牧群造成持续的威胁，因此狮子数量的增长必须得到控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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