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管制官

br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古典作家的记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美索不达米亚有大量的狮子存在，希腊与罗马军队也经常会遭遇狮群。[100]诚然，这一地区作为危险致命的狮子“肆虐”中心的名声已然在外。公元3世纪，一部中国断代史在谈及美索不达米亚（大秦）时写道：“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101][102]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另一部断代史再次重复了这类警告，并补充称在乡下由于狮子的肆虐，人们只有乘车方能通过。[103]

在当地人看来，狮子肆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忧虑情绪表现在，除了英雄式的皇家格斗活动，还经常出现更加实用和经济的杀死狮子的方式。巴比伦诗歌中曾提及用陷阱捕捉狮子的方法；色诺芬则宣称，在叙利亚人们普遍使用狮子爱吃的食物为诱饵将其毒死。[104]此外，在公元2～3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驻扎于杜拉欧罗波斯的军队中便有“ad leones”存在，显然指的是擅长猎狮的军人。[105]

一般认为，这些问题、态度和技巧在伊斯兰时期都得到了复制。在12世纪的叙利亚，狮子经常会出现在居民区附近，它们袭击并杀死人类，致使当地人要求贵族阶级猎杀狮子。[106]在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河畔一带，情况也大致相同。据阿拉伯资料记述，狮子集中出现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使旅行者滋生了恐惧情绪，这在历史资料和诗歌作品中都有清晰的显现。[107]此后，欧洲的资料也以严肃的笔触描述了这一情况，直至19世纪中期狮子最终在这一地区灭绝为止。[108]

伊斯兰统治者控制狮子数量的方式非常有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艾敏（公元809～813年在位）延续罗马人的先例，组织了一支特殊装备的军队用于捕猎狮子，配有网状分布的侦查员负责寻找和汇报狮子在首都巴格达附近地区的出现情况。[109]更引人深思的是，在倭马亚王朝和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曾将印度信德（Sind）地区的吉普赛人及他们的水牛（Bubalus bubalus L.）——一种早期的南亚家畜——运至美索不达米亚，让他们在叙利亚边境沿线和南部的卡斯噶尔（Kaskar）建立起牧群，以驱赶一支逐渐壮大并构成威胁的狮群。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水牛的牛角上戴有特殊的套子。[110]甚至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水牛除了杀死狮子，还会与狮子竞争位于河岸的栖息地。如果狮子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害兽”，那么以上这个例子也是针对不受欢迎物种的较早而创新的自然或生态控制实验。

在南亚次大陆地区，狮子的“问题”呈现不一样的态势。这里的狮子数量要少一些，显然一般是老虎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早在16世纪早期，这一地区的狮子数量便已经愈加稀少了。[111]19世纪时，由于“英国人对猎狮活动的热衷以及政府购买狮头的高价”，狮子的数量进一步减少。[112]尽管如此，印度狮（Punthera leo persica）依然存活了下来；现在，古吉拉特邦的吉尔（Gir）森林中约有250头印度狮，它们与当地村民之间仍会发生争斗。[113]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猎狮活动既是一项皇室义务，也是一种皇室特权。1617年，生活在印度西部曼都（Mandu）的托马斯·罗伊（Thomas Roe）多次被一只狮子骚扰，最终贾汗吉尔给予他许可将这只狮子杀死。[114]然而，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似乎乐于在乡民畏惧和害怕狮子的时候，公开展示自己的猎狮活动。这些狩猎活动有时以血腥的对决收场，狮子会被众剑刺死。[115]

当然，这一切都会令人想起古代近东地区的皇家猎狮活动，后者会事先设计一些格斗活动，以展现国王控制野生自然的能力。[116]这一点显示，意识形态与实践政治处在平行的轨道之上，二者构成了一个整体。意识形态可以存留千年的原因在于，它有效地影响了大众信仰，而且对大众预期非常敏感，能够依其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