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自然

当代国家会谨慎地调节民众与自然之间的交流。现在，有大量相关规定专注于这一问题，其形式表现包括捕鱼、狩猎、伐木、土地与水源使用的各项法律。在现代人看来，这种调节作用的典型体现便是环境影响报告书（environment impact statement）。尽管大致趋势倾向于限制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现代国家仍然支持和鼓励人们通过农业和水力发电系统等形式大规模地管理自然。这种二元对立的现象也折射了更加传统的国家态度与政策，那就是，这些国家在保护和保留自然环境的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管理和限制自然。为了达成这些目的，前现代时期的国家耗费了大量资源和能源来调节人口与环境、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网。

这些调节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进行分析。第一，仪式性调节。国家意识形态一方面通常与抵御自然力量的仪式行为有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会试图使用这些自然力量。第二，使用大量的行政力量控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接触与使用。虽然国家并不能完全垄断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之后也会选择与民众分享部分的自然资源，但是国家仍然始终在尝试最大化自己的自然占有量。第三，物理手段也是一种重要而明显的调节方法，如大坝、沟渠、排水工程、梯田和绿化等。

有的时候，这些不同形式的调节手段是用于帮助自然抵御人类的侵袭；有的时候，则是为了让人类免遭自然的蹂躏。实际的动机与手段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改变，但是进行调节的责任始终是上古、传统和现代时期的国家的关注重点。因此，我们必须在更大的政治框架内对皇家狩猎活动进行定位。

这些考量将我们再次带回至平民大众和贵族阶级的自然观问题上。当然，自然具有多重品性，也有很多副不同的面孔，但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还是侵略性。这一点在历史轶事与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每当文化——这种人类施加的秩序——退去或是处于混乱之时，自然总会迅速回归。《俄国编年史》（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中插入了一段无名氏所写的布道文，其中评价了1093年钦察（Qipchaqs）发生的皇家动乱与侵扰。据其描述，由于国家政治陷入无秩序状态，“所有的城市都荒废了，乡村也是如此；我们穿过昔日放牧牛羊与马匹的田野，如今这里四下空旷；田野已经杂草丛生，成了野兽的栖息地”。[117]900年之后，乌克兰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也提到了相同的情境：5世纪末期，被鞑靼人肆虐过的第聂伯河下游地区“完全无人居住，几十年来都被遗弃为野兽的家园”。[118]

这样的意象的确有力地描绘了衰败的景象，定义了终极形式的挫败。《以赛亚书》（13.21-22）中的先知曾预言在巴比伦毁灭之时，这座城市会以野生动物的形式被自然占领。[119]实际上，人类对破坏性的动物侵袭的恐惧感是一个不断反复回归的主题，在之后几个世纪的编年史记载中多次出现。在描绘公元504～505年间，以得撒（Edessa）附近地区遭受萨珊王朝入侵后的场景时，叙利亚历史学家约书亚（Joshua）记录称，在那之后此地再次遭受了一次野兽的入侵，尤其是被大量尸体吸引而来的野猪。这些野兽的数量和侵略性逐渐增高，开始进入村庄，先是杀死儿童，后来也殃及成人；当地村民为了自卫，不得不在职业猎手的帮助下与这些野兽进行战斗。[120]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德拉萨纳科特（）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据他记述，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就是10世纪早期，由于政治混乱、战争、寒冬和收成不好，各地均引发了饥荒、土匪和社会解体等问题。随着混乱和死亡吞噬了亚美尼亚的城市，尸体的数量逐渐积累，遍布街道和广场，很快便引来了野兽，尤其是野狼。狼群在足够的食物供给下迅速繁殖，开始捕食活人。社会阶层不再受到尊重，“弱者和温顺之人都被这些野兽的利爪所扑倒”。[121]

同样令人恐惧的是，随着社会秩序的崩塌，连那些长期家养化的动物都可能再次复归至野生状态。据历史学家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记述，公元541～544年间，在经历了使农村人口骤减的查士丁尼大瘟疫（the great Justinian plague）之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诸地便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122]

这些关于早期动物侵袭和野性复归的故事，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多次反复出现。更重要的是，在中东的许多地方，野兽在昔日人口减少的废墟中游荡，不断地提醒人们，自然曾多次战胜了人类施加的秩序。[123]

在缺少稳定的政治权威与安全的时代，自然可以迅速地重新收回此前的失地，这一点在17世纪格鲁吉亚历史学家瓦胡什季·巴格拉季奥尼（Vakhushti Bagrationi）的一篇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萨非王朝的统治者达赫马斯普一世（公元1524～1576）去世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公元1574～1604年在位）在平静中继续生活。在这一时期，卡赫基（）地区人口众多，很难找到合适的狩猎场所。亚历山大非常热爱狩猎，他曾说‘只有卡赫基被毁掉了，我们才可能获得大量的猎物’。这一幕在他的孙子泰姆拉茨一世（ Ⅰ，公元1606～1616年及公元1623～1632年在位）统治时期实现了，但后者已经无暇狩猎了。”[124]这些故事，无论是真实发生的，想象的，或是人们希冀的，都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持续传递着这样一条信息：在社会秩序缺席的情况下，文化空间很快便会还原为自然空间，森林和沙漠中的野兽则充当了自然派出的入侵军队。

崩塌与还原的主题既是一种常见的文化手段，也是一种社会与生态现实。在中国，政权的更迭通常会为自然的迅速扩张提供条件。洛阳是北魏的大都市与最后一代都城，在朝廷于公元534年迁都邺城时突然遭到遗弃。当十三年之后，杨衒之再次来到这里时，他震惊地发现洛阳的遗址中蔓布着野藤，街上满是荆棘，废弃的建筑中则是野兽与鸟类。[125]同样在这个世纪，中国经历了另外一段朝代更迭的政治混乱时期，东部沿海城市杭州附近的寺院土地也迅速地还原为荒野。[126]这种类型的还原现象构成了中国环境史的常见特征，大多数人或亲身经历过这种没落，或曾听闻过与之相关的悲惨故事。

在南亚次大陆地区，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要少得多，本书所能提供的例证只能限于最近几个世纪。由于这些记录来自一些非常机敏的观察者，所以也很能说明问题。福布斯（Forbes）记录称，1781年时，古吉拉特由于饥荒和社会混乱，大量野狼开始袭击元气大伤的流动人口。同一年，福布斯在艾哈迈达巴德以南的托尔加（Dholka）遇到了土匪暴动，这场暴动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以至于“只在城镇附近还有耕地留存，遥远地区的平原则呈现各种猎物肆虐的森林景象”。四年之后，在江布尔（Jaunpur）发生的另一场饥荒为当地的狼群提供了大量尸体，以至于这些狼群就像10世纪亚美尼亚的同类一样，数量翻倍并开始袭击活人，甚至包括那些派往当地消灭狼群的武装军队。[127]一个多世纪之前，贝尼埃曾见证了政权崩塌之后的类似的复原现象。他引用了恒河三角洲一带的岛屿为例，该地区一度满是兴旺的村庄与蓬勃的农业，近期则再次被自然所占领。据贝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