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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至皇家狩猎活动本身。皇家狩猎活动将王权统治转移至乡下,这是一种控制民众的手段。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前现代时期的统治者外出狩猎有多种多样的原因。这些原因并不容易区分,因为不同的动机往往彼此相连,而不是彼此独立的。然而,正如查尔斯·梅尔维尔(Charles Melville)指出,一般发挥作用的包括以下原因。[1]有的时候,皇家狩猎活动仅仅是延续了统治阶级贵族的游牧民族传统,因此是对文化与族裔身份的再次肯定,目的是将统治者区别于臣民大众。在生产能力较低的区域,皇家狩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资源的问题。法兰克王国的早期统治者无法长期依靠某一地点的自然资源生活,他们出于必要,通常会随着供给而四处转移。[2]但是,即使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国王仍会四处移动,以主持国家仪式、进行视察、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换言之,也就是管理整个国家。[3]这一过程通常会涉及访问并重建个人与各类人员之间的联系,包括侍从、附属国、贵族、部落酋长、地方官员和行军警卫等,而这些人则有可能霸占资源或进行叛乱。因此,统治者外出巡查或狩猎的目的是提醒人民,谁才是真正的国王,旨在重新确定自己的统治权。一场在乡村郊外举行的大型皇家狩猎活动可以很好地达成这些目的,并且能够以夸张和可见的方法重现最初王国建立之时的征服/占领/战争。
由于巡查活动是王国统治的一个重要元素,国王的统治——至少部分统治——是发生在路上的。在游牧民族帝国的例子中,这一点非常明显,并且得到了很好的记录。我们知道,中国南部的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将一生中很多时间花在了路途上,他在外出时带了一大支扈从队伍,其本质是一个缩小版的帝国宫廷/政府,包括了官员、警卫、猎手、后勤、参谋、占卜者等。[4]在伊朗的蒙古政权,情况也是同样的。在那里,高级官员通常都在路上四处移动,在首都和各个季节性营地之间狩猎和穿梭。[5]诚然,这种移动性是贵族生活方式固有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宋朝使节在提及成吉思汗的早期帝国时所言:“当蒙古的统治者更换自己的安营扎寨之处,开始进行校猎(即围猎)时,全部‘所谓的’官员都会一同参加。这些官员只会说:‘拔营!’”[6]
尽管对于定居民族所形成的政权而言,其移动的频率可能较少,难度也要更大一些,但是定居民族也是会进行移动的。在阿拉伯传统中,一直追溯至萨珊王朝之前,国王在出行时一般会带着自己的警卫、参谋、艺人和部分财政人员。[7]当然,莫卧儿帝国也遵循了这些准则。1662年,奥朗则布前往克什米尔视察这个重要的农耕地区,享受当地健康的气候和优良的狩猎场,当时一起跟随出行的有朝廷官员中的大部分人。这一庞大的随行人员队伍包括了官员、侍从、妃嫔、军队、马匹、大象和猎物等。[8]
这种大规模的移动活动需要配备良好的后勤和足够的基础设施。在食物需求方面,狩猎活动所捕获的猎物仅能满足部分需要,部分水源还需要额外运输。[9]此外,还有用于安顿皇家狩猎队伍的精致宫帐。在突厥和蒙古的国家,有一位特殊的官员——被称为“yurtchi”——专门负责所有出行活动中的皇室宫帐和装备事务。[10]无论是狩猎活动,皇室出行还是军事出征,三者的准备活动的区别是很小的。
皇家出行活动比较喜欢使用的方式是高级营地,波斯语中称为“pishkhānah”。在这种高级营地中,统治者带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宫帐,其中一个总是会提前出发送去,以便在日暮时准备好舒适的住所迎接皇室成员。[11]尽管这种方式可以为皇室成员提供舒适的休憩,但是使后勤准备工作变得极为复杂,其中每一个宫帐都包括巨大的伞帐、地毯、灯火和粮草。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这些精致的宫帐每一座都需要配备100头大象、500匹骆驼、400辆马车、100名脚夫、500名士兵和1830名侍从。[12]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这些繁重的要求有所减轻,但是每一座宫帐依然需要60头大象、200匹骆驼、100匹骡子和100名杂工负责搬运。[13]
这种高级营地体系不知起源何处,但是早在公元8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便已熟知交替使用宫帐的方法。[14]无论这种体系已有多久的历史,都需要定居民族国家在出行设施方面投入大量的资源,其中有很多都是与皇家狩猎活动紧密联系的。
正如希腊人所熟知的那样,早期的伊朗有多个首都,皇帝会在各首都之间频繁往来。[15]希腊人还指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的交通干道沿线通常都建有园林。[16]诚然,这些园林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为官方出行活动提供补给,也就是住宿、安保、替换用的马匹与食物供给。[17]在之后几个世纪的伊朗及其腹地,狩猎设施依然继续提供着完全相同的服务。在亚美尼亚的安息王朝统治者阿沙克三世(Ashak Ⅲ,公元380~389年在位)统治期间,皇室宫帐通常位于“封闭的狩猎园”附近,这个狩猎园很好地配备有宴会厅和其他的衣食储备。[18]在伊斯兰时期,历史学家记述称陀拔斯单的统治者库尔希德(Khurshīd,公元761年亡故)以及12世纪时伊朗塞尔柱帝国的统治者穆基斯·艾丁(Mughīth al-Dīn)都经常在所辖领土内移动,在储存有粮草的各个狩猎场与宫帐中休憩停留。[19]
图15 乾隆皇帝的狩猎宫帐
资料来源:郎世宁1757年绘,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联合授权。
在沙阿拔斯统治时期,赫伯特(Herbert)记录称从伊斯法罕到里海沿途,每隔12英里便设有一处供皇室休息用的营帐(mahāl),其中有一些是用于鹰猎和狩猎活动的。赫伯特称,皇帝使用这一路径的原因既是为了“看到自己所辖帝国的范围,同样也是为了展望波斯更好的地方”。[20]此外,皇帝为了将自己在法拉哈巴德的狩猎场与其他地区的城市连接起来,多年来在里海沿岸的沼泽地上修建了许多石桥和堤道。[21]这些原本是为了方便统治者狩猎而修建的设施,之后也可以被并入更大的交通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之中。[22]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官方出行模式也可以拿来进行比对。统治者在沿路巡视停留的过程中,会从一座狩猎设施移动至另外一座狩猎设施。贾汗吉尔在印度北部地区拥有多个“固定的狩猎场”,也被称为停留地(halting places)。[23]1829年,一位名为戈弗雷·芒迪的英国官员与军队指挥官一起在印度河上游地区执行公务视察时,其住所便被安排在勒克瑙(Lucknow)外的一座属于印度王子的“Rumnah”(印地语为rumnā)——或称是“皇室专用园林”——的驻营地中。[24]
相比之下,远西地区的情况很不一样,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在核心区域内,狩猎设施完全被整合入官方出行所使用的配套设施之内。与之相比,罗马著名的道路系统最初便是用于转移步兵和行政官员。然而,随着罗马政体在西方的衰落,欧洲的官方出行设施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与核心区域类似。由于统治者不可能依靠当地的资源生活太长时间,他们会在每年的巡视中离开名义上的首都,从一处王室庄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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