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出巡

移到另一处庄园，也就是那些通常建于统治者喜爱的狩猎场附近的别墅。[25]正如前文所述，对法兰克国王而言，这些狩猎场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此很多狩猎场成为王室专属的区域，逐渐被封闭和看守起来，目的是垄断森林中丰富的资源。每年，宫廷都会巡回至此，并在短时间内集中地利用这些资源。因此，皇家狩猎活动是法兰克王国政治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融入了王室的官方出行计划和贵族的盛大集会等年度政治活动中。[26]

皇家狩猎活动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探索的方式，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熟悉自己的所辖国度，并且发现资本、问题和可能性。[27]将皇家狩猎活动与“发现”联系在一起的频率可以说明，这种预期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可以明确说明这一点的是，很多故事中的猎手便是在野外狩猎时“发现”了自己光明的政治前途。多部古典文献都提到，匈人的“国家地位”及其后续的军事扩张均起源于一次狩猎活动。在那次狩猎活动中，一群猎手在斯基泰（Scythian）猎捕一只鹿，由此，匈人开始了他们建立帝国的征程。[28]同样的主题在乌古斯的传说中也曾再次出现。在传说中，有一天乌古斯汗的儿子们外出狩猎，他们“由于机缘巧合”发现了四支银箭和一支金箭——在游牧民族的世界中，长久以来这一直是王权的象征。[29]直至18世纪时，这种看法仍非常常见。当时，征服伊朗的土库曼统治者纳迪尔沙阿（Nādir Shāh，公元1736～1747年在位），据说在一次外出狩猎时发现了著名的帖木儿宝藏以及一段铭文，文中预言称发现宝藏的人将会获得巨大的权力。[30]

与狩猎活动相关的具体“发现”还包括发现理想的地点。在蒙古传说中，成吉思汗曾来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旁，他宣称这是一个吉祥的地点，将作为自己日后的墓地。[31]另外两名统治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其中一位是13世纪时伏利尼亚的大公，另一位则是15世纪时古吉拉特的苏丹。据称，二人都是在外出狩猎时发现了自己未来都城所在的地点。[32]此外，一位萨珊王朝的皇帝和一位乌古斯统治者都曾在狩猎时发现——至少在传说中是如此描述的——美丽的少女，她们后来都成了统治者的配偶。[33]这里再次以多种形式传达的信息是，皇家狩猎活动是一场颇有收获的发现之旅。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核心区域和草原世界会始终将狩猎活动、偶然的发现、特殊的好运以及政治权力等同起来了。

图16 乾隆皇帝进入木兰围场附近的村庄

资料来源：郎世宁1757年绘，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联合授权。

当然，统治者也会在这些出行活动中发现问题。辽兴宗（公元1031～1055年在位）在一次出行中发现皇陵年久失修，而金世宗（公元1161～1190年在位）则遇到了一位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34]据记载，德里苏丹菲罗兹沙阿（公元1351～1388年在位）在狩猎活动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在一次狩猎活动中，菲罗兹沙阿发现有必要修建一座新的宫殿；在另一次狩猎活动中，他发现需要修建一条大型运河；第三次，他偶然遇到了一位平民，后者向他讲解了现行的税收计算与征收方式的不足之处。[35]

在史料和诗歌中，皇家猎手遇到平民大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主题。萨珊王朝的皇帝以及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都曾在外出狩猎时遇到治下的臣民，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36]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法，就像王子乔装打扮混入平民之中一样。但是这些偶遇事件的确真实发生过，而且这些场合还可以为有远见的王公提供有用的信息。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康熙皇帝便曾遇到一位被当地官员冤屈的平民，并纠正了这一情况。[37]因此，狩猎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平台，让统治者和民众得以相遇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国王可以展现自己的公正、和蔼、人性与宽恕。这些都是人们期待国王应有的举止，而有的时候，国王的确也可以满足这些期望。[38]

在以上的例子中，史料特别强调了狩猎活动的一个特别用途，大多数时候通常是出于说教目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皇家狩猎活动的目的或功能并不受限制。任何狩猎出行活动都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政治活动；反过来，无论出行活动公开表达的目的为何，都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狩猎活动。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纳速剌丁（公元1309～1340年在位）曾在前往麦加的途中进行狩猎，阿克巴大帝也曾在拜谒印度北部的圣地时狩猎；乌兹别克汗阿卜杜拉二世（公元1583～1598年在位）一直不停地四处移动，而且每到一处都会前去狩猎。[39]因此，在很多例子中，将狩猎出行活动与行政性质的巡视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或许也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二者往往综合在一起。

在辽代的例子中，有关于这一点的清晰记述。契丹皇帝每年的巡视都综合了狩猎活动和视察活动。一年四季，皇帝会分别在治下设有宫帐的不同区域进行狩猎，这些设施也就是“捺钵”[40]。在春天，朝廷在松花江附近用猎鹰捕捉天鹅，之后则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筵席；在夏天，皇帝会转移至热河，在那里捕猎陆地上的猎物；在秋天，皇帝再次转移至热河的另一个区域，迎接“虎季”的到来；在冬天，皇家狩猎活动与军事演习综合在了一起。在所有这些转移活动中，皇帝都会带着一批国家官员，住在精美而可以移动的宫帐之中。[41]根据《辽史》中记录的皇家出行年表，在这些年度巡查的间歇，契丹统治者沿袭了中国本地的仪式，会出席动物格斗会和马球比赛，视察矿石熔炼和伐木工程，访问当地市场，再次观看粮食收割与植树活动等。尽管皇家狩猎活动主要集中于秋季的几个月中，但实际上在全年都会进行，其间穿插着一些政治、经济与仪式性活动。[42]

蒙古人是另外一支游牧民族，他们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不是所有细节的话——也因循了这一模式。从中国到伊朗的蒙古统治者，通常都会在野外狩猎时处理国家事务；他们会作出军事决策、听取情报、派遣使者、嘉奖王公，之后再次返回至狩猎场中。[43]由于蒙古统治者在出行时会有大量扈从跟随，他们在狩猎时不得不脱离出行用的宫帐（ordo），因为后者跟随而来所引起的骚动会将猎物吓跑。[44]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预料到游牧民族的政权会采用这样的统治体制，但实际上，定居民族也会采用这种统治方式。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在他的《劝诫》（“Admonition”）中写道：“孩子们，现在我将给你们讲述，我在出行和狩猎时的经历。”之后，文中列举了长长一段弗拉基米尔作为大公时进行的军事活动与行政活动。[45]对弗拉基米尔而言，狩猎和统治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这种情况也很好地适用于古时的中国。近期对甲骨文的研究表明，商代的统治者每年会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巡视、狩猎和视察（即天行）。[46]在中国，视察性质的出行或皇家狩猎活动在之后被称为巡狩和巡猎，一直持续了千年之久。在边境地带或起源于异民族的朝代中，这种行为尤为明显。[47]

同样，对核心区域内的楷模国王和此后的真实王公而言，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活动。例如，《维斯拉米阿尼》中前伊斯兰时期神话中的伊朗国王莫阿巴德曾说：“我要前往札乌奥（Zaul）狩猎，处理国家事务。”此后，《维斯拉米阿尼》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