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战争

rge/nerge”即驱赶式狩猎一词中。朱维尼熟知蒙古传统与术语，他既使用“nerge”（波斯语为nirkah）一词来描绘蒙古军队在1237年对阵钦察人和1256年对抗伊斯玛利（Isma’ilis）时所使用的军事策略，也使用该词来描写1254年他们在阿姆河沿岸针对狮子进行的围猎活动，以及1251年蒙哥可汗有争议的继位之后举行的大型围捕行动。在后一个例子中，获胜的蒙哥一方组织了一系列彼此相连的“nerge”活动，遍布从蒙古中部的和林至中国新疆的伊犁河谷地区，四处搜捕不忠的反对派，被看作是一张搜查政治异议者的“国际”追捕网。[69]

1501年，在发生于拔汗那（Ferghana）的一次对战中，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巴布尔便曾经历过游牧民族乌兹别克敌军的包围。巴布尔认为，这种策略是“乌兹别克人战术的最大优点之一”，补充称“乌兹别克人在战斗中必会使用这种策略”。巴布尔本人也曾在与印度军队对战时成功地使用了相同的策略。[70]这种战术是草原地带的常用策略，在突厥语中被称为“tolghamal/tolghuma”。这一术语源于多用动词“tolghamaq”，包含了“包围”、“环绕”、“翻转”、“旋转”、“曲折”、“捕捉”和“击退”等词义。[71]

狩猎技巧与军事策略布局之间的关联性——至少在草原地带的情况——得到了哈萨克学者阿勒科山德·卡迪尔巴埃夫（Aleksandr Kadyrbaev）的细致分析。阿勒科山德认为，游牧民族这种三位一体的军事结构，即将部队分为右翼、左翼和中部的结构，直接来自于草原民族在围猎活动中的组织形式。在他看来，集体性的狩猎活动在与游牧民族主义相结合时，促使突厥人和蒙古人创造出传统的军事、训练、策略与指挥结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游牧民族的战争行为经常被描绘为需要运作空间的大规模演习活动。阿勒科山德总结，游牧民族军事行动的形式与方法首先是在围猎活动中提出和测试的，之后才应用于实际的战场之中。[72]

卡迪尔巴埃夫的一系列论述或许简化了更加复杂的狩猎活动和游牧民族战斗之间的动态关系；他的核心观点，即不参考狩猎活动则无法理解游牧民族的战斗方式，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的狩猎民族以及与草原民族有密切关联的定居民族的社会。著名的八旗制度——清朝军事机器的组织原则——与围猎活动或“aba”有着密切的联系。[73]这种关联性也体现在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中，其军队主要征收的便是钦察的突厥游牧民族。在这里，“ḥalqah”一词即阿拉伯语中的“圈”，既指代上千军队所形成的围猎圈，也是单个军队的名称。[74]类似的还有俄语中的“oblaval/ablava”，即“狩猎圈”一词：这一术语来源于突厥语，指代源自草原地带的哥萨克人在进攻时所形成的弓箭形状的阵型。[75]

至于狩猎活动中使用的策略是否在战场上进行了百分之百的复制，这一点或许反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大规模的部队需要被训练为行动一致的队伍，并且在高压环境下与其他队伍高效地进行配合。毕竟，现代军队尽管依然会使用列队行军和操练的方法来增强队伍的凝聚力与服从性，但是肯定不会在实际战斗中采用这些队形或活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狩猎活动究竟是如何培养官员与士兵之间的纪律性、队伍认同感以及纽带关系的。

在罗曼司《维斯拉米阿尼》中，国王莫阿巴德在春天来临，也就是狩猎季节开始之时感到喜悦。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自然的更新；而朝臣和贵族再次聚集起来进行狩猎，则是一种社会的更新。[76]鲁斯塔维利认为，在狩猎活动以及激烈战斗的时候，国王和朝臣于那一刻暂时成了平等的人，他们陷于同样的争斗之中，而这可以产生真正的同伴情谊。[77]毫无疑问，鲁斯塔维利的观点是正确的。贾汗吉尔便意识到，通过一起外出和狩猎等活动，王公可以确保属下朝臣的忠诚。[78]

然而，狩猎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在军队中形成团结，同样重要的是在指挥官与士兵之间形成强烈的纽带关系。色诺芬指出，在居鲁士治下，年轻的士兵会轮流前去与国王一起狩猎。据昆图斯·古尔修斯记述，马其顿人也出现过类似的行为。[79]这种做法在相当久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延续。塞尔柱帝国的宰相（vazir）尼扎木·木儿可曾夸赞迦色尼王朝的建立者苏布克特勤（Sebuktegin）与其手下的军队达到了高水平的认同感，后者遵循恩主阿勒颇特勤（Alptegin）的训诫，与自己的手下同吃同饮，一同狩猎，“像兄弟”一样对待他们。[80]

由于狩猎活动提供了一种共享经验，而且常常强调共同的激情与共同面临的危险，因此在狩猎活动中检验忠诚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传递效应。[81]由此，人们会信任他人，建立起强烈的忠诚感和同伴之情。蒙古帝国时期的资料多次援引成吉思汗的言论来提及这一点：成吉思汗曾以多种方式指出，狩猎活动中的好伙伴也会成为军队中的好战友。[82]

在核心区域内外，军队的团结性被视作集体性狩猎活动的预期副产品。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契丹人的军队是以狩猎场来命名的，以及为何在战国和汉朝时，野外狩猎的部队总是以旗帜来区分。[83]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可以促使友好的对手增强竞争精神并鼓舞士气。然而同时，这类狩猎活动也可以让人拓展自己的认同感，与其他部队和更高级的指挥层建立起联系。在蒙古帝国，这些大规模的集体狩猎活动将当时与统治者有联系的各个部队与部落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换礼品，一起分享狩猎活动带来的乐趣与危险。反过来，这些活动又促进了各部队和部落内部以及之间的纽带关系。之后的长时间宴请和豪饮则进一步促进了这种亲密关系；尔后，各个部队方会返回各自的驻地与领土。[84]

当然，这种使用狩猎活动来建构集体认同感的行为，只是军队用于实现这些目的的多种机制之一，需要我们在更大的框架之下对其进行评价。在军事语境中，这类机制所使用的最明显的手法便是操练活动和列队行进。这类“肌肉的纽带关系（muscular bonding）”——借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说法——促使个体在更大的群体中淹没自我，也就是说，产生了凝聚力、协调性和集体服从感。[85]此外，舞蹈也可以达成同样的效果。朱迪斯·汉纳（Judith Hanna）在长篇分析中指出，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战舞实际上是地位的标识，是一种“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勇气；这种舞蹈是一种针对战争的体力准备活动，一系列的练习可以增强人的反应能力与调节能力；这种舞蹈也是增强各部协调性的方法；此外，还可以树立士气，是军事行动的刺激剂；舞蹈是增强群体凝聚力与纪律性的关联机制；一种在精神与体力层面的动员活动；一种调用了精神力量的宗教仪式；而且可以检验政治承诺以及对统治者的忠诚。[86]

我们也可以将同样的表述用于描述核心区域以及草原地带的皇家狩猎活动——这些狩猎活动既军事化，也仪式化。皇家狩猎活动作为一种集体参与的仪式，遵循着既定的规则，是一种真正共享的活动。其中，每一位参与者都进行类似的活动。此外，由于皇家狩猎活动本身也非常紧张，事关生死问题，因此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