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战争

立起一种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的“传染性的情绪”。[87]应当强调的是，这种共享的情感可以在事情结束之后再次回忆、加强和循环，也就是说，是一种共同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具有很长的生命力，可以用于重温和加强群体的团结感。

因此，战舞和狩猎活动可以被视作为战争所作的正式彩排。这两种方式本身也并非彼此排斥，这一点在图像资料中非常明显。在汉朝之前，四川依然处于巴人的控制之下，他们以好战著称。成都出土的一盏青铜罍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其上描绘的场景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在一幅图上，绘有一组巴人战士随音乐起舞和另一组人狩猎的场景；在第二幅图上，则描绘了他们为土地和水源而争斗的场景。[88]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农业型社会的定居民族，如巴人会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大量利用狩猎活动。格鲁吉亚、波斯和清朝都通过狩猎活动为战争“训练”军队，这一点与突厥和蒙古军队的做法相同。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军队拥有训练有素、行动一致的军队，可以在战场上接受一定的命令和控制。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中，军队可以实现娴熟的战术、策略和用兵之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亚大陆外围地区的情况。例如，维京人虽然是天下闻名而且令人畏惧的战士，却鲜有组织与战略可言。正如彼得·福特（Peter Foote）和大卫·威尔森（David Wilson）所指，维京人的战术“简单而基本，主要就是猛打对方”。[89]自然的，那些受猎手—士兵传统影响较大的民族不得不采用策略来应对维京人的威胁。因此，俄国人经常会吸纳游牧民族的援军，以此在南方防御边境的周围布置己方军队。正如理查德·赫里（Richard Hellie）指出，尽管莫斯科公国早在1380年代便开始使用火药，但是在16世纪末，其基本军事行为“依然接近于草原地带的战斗方法，也就是使用骑兵和弓箭”。[90]

以上的分析并非是针对前现代时期欧亚大陆的军事民族志，而是旨在强调有必要将国家军事史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语境之内，以比较科技、组织、战术、征兵和训练方法等问题。如前所述，从北部森林地区、草原地带到亚热带地区的各民族，狩猎活动都是其军事准备活动的核心一环。

然而，皇家狩猎活动对军事准备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成功的战争机器需要基础设施和供给，而狩猎活动则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狩猎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巴布尔将狩猎园作为驻营地来使用，以便集合军队和设置伏兵。[91]在贾汗吉尔在位时期，阿拉哈巴德（Allahabad）既是一个“游乐地”，也是一个战略要塞，占据了恒河、朱木拿河（Jumna）和萨拉斯瓦蒂河（Saraswati）三条主要河流的交汇处。[92]在中国，狩猎场的用途也比较相似。汉朝和唐朝的皇帝经常利用狩猎场进行演习，或是当作军事营地使用。[93]

就游牧民族而言，他们也出于同样的目的使用狩猎场。在一则史诗中，乌古斯汗在准备应战时，将自己的追随者与同族聚集在狩猎场（shikār-gāh）上，在那里集合和发号施令。[94]在真实历史上的公元737年，突骑施可汗骨啜（Türgesh qan Kül Chur）也做出了大致同样的行为。骨啜可汗带领军队来到自己的狩猎场，在那里积累补给，制作弓箭，让马匹在开战前吃草。[95]

在蒙古帝国时期，伊利汗合赞将亚美尼亚的狩猎场阿剌塔黑（Alātāgh）作为基地，对一位叛乱的将军发起反击。[96]在中国，据上都/开平的史料记载，元朝的统治者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狩猎场。当忽必烈的表亲乃颜在辽东发起反叛时，元朝军队以上都为行动基地；讨伐战役在这里发动，忽必烈亲自率领军队迅速镇压了叛军。[97]一百年以后，元朝政府开始解体，上都再次成为与各种叛军对战的地方。公元1357年，上都遭到攻击，部分建筑次年被毁。然而直至元朝灭亡之时，上都均一直掌握在蒙古军队手中。实际上，最后一位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公元1332～1368年在位）便是在上都负隅顽抗，向南发起反攻；直至1369年9月，明朝的军队迫使妥懽帖睦尔及其追随者逃往蒙古。此后，上都变为了明朝的前线驻地，蒙古军队和明朝军队曾于1413、1424年两次在此爆发冲突。[98]

古典时期的拜占庭史料提供了关于前伊斯兰时期波斯狩猎园的基本数据，在这些记录中，狩猎园始终与军事行动有所关联，如被防御、被遗弃、被占领或是被摧毁。这些记录并非巧合，因为狩猎园实际上是重要而惯常的军事目标。公元前351年，狄奥多罗斯写到，在西顿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s of Sidon，今黎巴嫩的赛达（Saida）］反叛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时，他们“第一个敌对的行动便是破坏和摧毁波斯帝王素常休闲的皇家狩猎场（paradeisos）”。[99]综合我们对这些狩猎园功能的认知，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夸张的挑衅或宣战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聪明的战略性行动，攻击的是一个关键的军事、联络与补给设施。

皇家狩猎活动还以另外一种方式协助了补给问题。受交通方式所限，前现代时期的军队一般以土地为生，或是从己方居民处请求供给，或是在敌方民众处进行劫掠。在这些情况中，人们十分需要利用偶然遇到的猎物。公元4世纪中期，罗马军队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军事行动时以鹿肉为食；而13世纪中期，俄国军队在战时会杀熊为食。[100]除了这些偶然的目标，也有类似的专门行动。在居鲁士二世试图推翻阿塔薛西斯的统治时，叛军依靠有组织的狩猎活动来补充部分补给；6世纪时，萨珊王朝的军队在亚美尼亚遭遇了当地居民的烧光土地策略，那时他们也曾使用类似的方法应对。[101]甚至，正在移动中的军队有时也会采用这种策略。1220年代，最后一位花剌子模沙札兰丁（Jalāl al-Dīn）被蒙古军队追赶，当时他便曾以狩猎的方式来供给自己的军队。[102]

《俄国编年史》在描述斯维托斯拉夫（Sviatoslav，公元962～972年在位）的军事行动时称，大公以在篝火上烤熟的马肉、牛肉和猎物（zverina）为食。[103]这些食物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战时补给，斯维托斯拉夫有可能是在战胜当时的草原霸主哈扎尔人（Khazars）之后才开始采用这种饮食方式的。这种推测很有道理，原因是在草原地带，人们可以占领的耕地和粮仓的数量较少，故而肉类和猎物在军事补给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和平年代，游牧民族军队也会自行外出狩猎，或者是从皇家狩猎活动中分得猎物。[104]这些肉类有可能会被当场吃掉，也可能被储存起来以供日后食用。游牧民族使用多种方式储存这些肉类，如风干，切成片或条晒干，烟熏和冷冻等。阿米安·马塞里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匈人在马鞍上储存“生”肉的原因。[105]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蒙古帝国时期时，便可以更加清晰地审视狩猎活动在游牧民族的军事补给中所占有的地位。在成吉思汗初期，他曾外出狩猎，为2600名士兵提供食物。此后，成吉思汗派著名将军速不台前往西部草原地区远征，他要求指挥官有选择性地进行狩猎以减轻预期的供给问题，同时也提醒速不台勿因沉溺于狩猎活动而导致坐骑精疲力尽。[106]宋朝使节赵珙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