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狩猎活动是一种常见而正规的活动，因此王公可以携带大批军人前往野外，而且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怀疑。然而，一旦这些军队抵达野外又远离他人注意时，其真正的意图可能差异极大。因此，狩猎活动是一种极好的掩护，是欧亚大陆范围内贵族阶级经常使用的方法——有时可能完全出于非常私人的原因。例如，狩猎活动可以掩盖为逃跑和政治叛逃所作的准备活动，远离国内或国外敌人的威胁。[112]
同样，狩猎活动在战时也是一种常用的策略。当然，狩猎活动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活动，可以让人从长时间战斗的无趣中得到一些放松。[113]此外，狩猎活动也有严肃而凶险的目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将个体猎手作为间谍使用，而最为常见的做法则是将狩猎活动作为复辟活动的掩盖。倭马亚王朝的卫队（shākiriyyah）和伊朗的蒙古军队（cherig）都曾经利用狩猎活动来探查敌对势力的情况，以探明对方的意图与实力。[114]公元7世纪末，在唐蕃交战期间，吐蕃军队以狩猎活动作掩护，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挑衅活动。同样娴熟使用这种策略的还有拜占庭帝国与花剌子模国的军队，他们利用狩猎活动来掩盖己方调兵、撤退和全体退兵等行动。[115]尽管狩猎活动在战场上是一种有用的策略，有时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干扰军队，令其在主要任务上分心；或者如穆斯林的战争著作所告诫的那样，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在设置伏兵的时候。[116]
考虑到狩猎活动可以欺骗和延误敌军，因此其具有明显的外交用途。1190年代，塔玛尔女王用狩猎活动转移了一位穆斯林王子的注意力，并趁此机会决定了该如何解决他；1680年代，暹罗国王想要摸清萨非王朝使节的目的，于是选择外出狩猎，趁着他“不在朝”，其手下人员对波斯人进行了询问。[117]在这些情况中，狩猎活动是一种外交工具，一种文雅的欺骗方式。然而，狩猎活动虽然通常很灵活，却依然能够在跨国关系中传递明确的信息。
在提庇留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去世后，帕提亚宫廷暂停了皇家狩猎活动，以此表达哀悼之情。[118]朝廷甚至可能会允许外国统治者在自己国内举行狩猎活动，如隋朝（公元581～618）曾在587年给予一位突厥首领这一特权，通过这种特殊行为来宣示对其的宠爱和信任。[119]让外国使节参与皇家狩猎活动的做法，可以展现对他的尊重；或者，统治者可能会缩短狩猎活动的时长来接见使节，以此表现自己的兴趣与重视。1793年，马戛尔尼在抵达北京时被告知，乾隆皇帝特地中止了秋季狩猎活动，以便尽早地接见这位英国人。马戛尔尼意识到，这种对时间安排的重视，是在以外交方式告知他，不要在中国耽搁时日，应当按期返回国内。[120]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交流方式，不需要使用任何尖锐的言辞，也不会给个人或国家带来任何难堪。
狩猎活动很容易被用于传达政治氛围的改变，而且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这一点体现在萨珊王朝与其属国亚美尼亚之间的关系中。萨珊王朝皇帝派往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五世（公元338～351年在位）的代表必然会被邀请参加皇家狩猎活动和筵席。然而，据一则亚美尼亚史料记述，由于波斯人具有恶意、好妒、邪恶和狡诈，亚美尼亚宫廷认为“［这位代表］不需要看到大规模狩猎的场景……而是给他看一些零星稀疏的狩猎活动［并且］仅仅以此来招待他”。此外，亚美尼亚宫廷还决定，“由于对这一邪恶种族的痛恨”，他们不会进行任何大型的猎杀活动，狩猎活动的举行“仅仅是遵循形式上的需要”。[121]几十年之后，在伊嗣俟一世（公元399～421年在位）统治期间，当萨珊王朝的统治者试图让本国皇帝的儿子继承亚美尼亚王位时，当地王公表达不满的方式是拒绝“在狩猎活动或体育活动中以王室的礼仪接受他”。[122]在这两个例子中，臣民虽然并未直接公开叛乱，却依然可以向最高君主传达明确的信息。
由于狩猎活动自身的属性，它允许朝臣展现自己的军事能力和真实立场。作为一种演练活动，这种行为可以传递强大的讯息，警告自己的邻国和对手，或是对它们的行为施加影响。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外国使节通常甚至是必须作为宾客参加皇家狩猎活动。[123]在早前的中国，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约公元前150年的一篇赋文便写道，齐王为了招待敌国派遣来的一位使节，“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124]统治者通常非常在意与邻国比较自己狩猎活动的规模、成功和盛大程度。约公元前10年，另一篇赋文提及了为胡人使节举行的一场大型围猎活动——胡人是那时的中国对北邻和西邻游牧民族的通称。这场围猎活动需要供给牲畜、驱赶猎物、设置围挡，高潮则是天子主持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野兽的活动。[125]诺特克记述，当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拉什德（Hārūn al-Rashīd）的使节抵达查理曼大帝的宫廷时，皇帝带他们外出狩猎；在看到巨大的野牛时，使节“恐惧至极，转身就跑”。当然，查理曼大帝毫不畏惧，制服了这些大型野兽。[126]
因此，狩猎活动被认为很能展现一个国家的国力与统治者的品性。尼扎木·木儿可提醒自己的统治者称，使节也是情报人员，他们应当把握一切机会，探知敌国的地形、经济、军队和统治者的信息，包括统治者的品性、食物和狩猎活动等。[127]几个世纪之后，这些观点仍然普遍存在。1712年，清朝使节前往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喀尔喀蒙古。最值得注意的是，使节所得到的皇室指令是，他需要准备好接受俄国关于清朝统治情况的询问，如作物、武器和皇家狩猎活动等。使节还接到指令称，如果俄国询问关于皇家狩猎活动的情况，他应当回答称狩猎活动定期举行，安排井然有序，而且有充足的补给。实际上，俄国宫廷的确询问了使节这些问题，而且还邀请他参加了俄国皇室组织的一场狩猎活动。[128]
如果皇家狩猎活动的确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即使没有使节的帮助，也有可能闻名海外。李靖的兵法论指出，在周朝末期，随着国力渐衰，封国开始打着狩猎活动的幌子来“震慑不敬者”，也就是以此来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以及独立于王室的地位。[129]德里苏丹巴勒班（Balaban，公元1266～1287年在位）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在冬季的几个月会定期携带大批军队狩猎。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被传达到伊朗的蒙古统治者处，后者基于此而认为苏丹已经作好了交战的准备。[130]
狩猎活动是一种方便而传统的信息传达手段，用于向帝国传递关于军事意图和实施能力的尖锐信息。公元506年，萨珊王朝的指挥官法拉兹曼（Pharazman）在以得撒交战期间，曾在周围的乡间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然后将一大袋猎物拿至被围困断粮的城门前，其目的是“展现自己的狩猎能力”。[131]此后不久，这种心理战反过来被应用于波斯人身上。542年，在一段并不平静的和平时期，拜占庭帝国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与萨珊王朝军队交战。拜占庭将军贝里萨留斯（Belisarius）派出手下最强健的六千精兵在驻营地附近狩猎，目的是向前来进一步协商的波斯官员展现并放大自己的实力。[132]以这种方式调动士兵可以在不违反紧张的停战协议的同时，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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