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战争

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的贵族阶级看来，狩猎活动和战争行为以多种意外的方式相互依靠，互相补充，彼此交织。猎手即是战士，而战士甚至在战争期间也会狩猎。达乌德可汗（ Khān，公元1715年亡故）是莫卧儿帝国的主要指挥官，并担任德干的地方长官。他在打仗时会携带自己的全部狩猎用品，一路边打仗边狩猎。[145]至少在传说中，动物助手也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据故事记述，有一次，伊斯玛仪（公元1501～1524年在位）在底格里斯河附近遇到了交战的敌军，一群凶猛的猎犬从萨非王朝军队中冲出，与敌军携带的猎犬进行搏斗。最终，萨非王朝的猎犬获得了胜利，而之后人类之间的战斗才开始，最终也是萨非王朝的军队获胜。[146]

狩猎活动与发起战争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军事著作《司马法》中也有清楚的体现。这部书出现于约公元前4世纪，收编了一些此前的材料。该书作者建议，在进入敌军领域时，己方军队应当有所控制，以免引起激烈的冲突；其中，军队应当和善地对待平民，并且不要捕猎当地统治者所拥有的“野兽”。[147]这里的假设是，入侵的军队有时是以狩猎模式出现的，也就是说，战争有时是以狩猎活动的形式开始的。

在乌古斯史诗中，狩猎活动也被作为向战争过渡的自然阶段。[148]实际上，狩猎活动鸣响了征募入伍的号声，是一种调用和指挥兵力的活动。遵循这一做法，党项人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了大夏王朝（公元1038～1227）。据一则中国史料记载，其过程是这样的：“每一次调动军队时，所有的部落首领都被要求参与狩猎活动。如果捕获到猎物，他们就会下马，围坐着喝酒，将捕获的猎物切碎吃掉。每个人都要汇报自己的所见，［之后］他们便推选出［战争］的指挥者。”[149][150]

蒙古人的做法也非常相似。在公元1203～1204年冬，成吉思汗试图击败自己在东部草原的主要对手王汗[151]。当时，成吉思汗举行了一场大型狩猎活动，在活动中“宣布号令，振凯而归”。[152]在这里，狩猎活动发挥了集合人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此后，成吉思汗的后继者多次沿袭这种先例，利用狩猎活动来准备与汉人之间的战争。[153]

在蒙古帝国后期，这种动员方式依然普遍存在。帖木儿之子沙鲁克（Shāh Rukh，公元1405～1447年在位）曾在镇压一位权力争夺者之前，组织了一场围猎活动；1516年，苏丹赛得汗也将围猎活动作为在东突厥斯坦的军事行动的第一步。[154]在以下由阿布尔·法兹尔记述的例子中，狩猎活动在情绪动员方面的重要性尤为明显。据称，莫卧儿帝国的胡马雍被流放至东伊朗时，组建起一支跟随者队伍，准备在返回印度后再次称帝。1554年，在胡马雍的取胜之战前夕，他举行了一场大型狩猎活动：“为了国家和心情，他在［距坎大哈有一定距离的］舒尔安达姆（Shūrāndam）附近举行了一场围猎活动（qamar-ghāh）。这让官员们非常高兴，皇帝也从中获得了可以实现心愿的征兆。”[155]换言之，这场演习进行得非常顺利，全体参加者都期待能够获得大胜。

在挑起战争时，皇家狩猎活动可以提供很好的掩护。公元前530年，楚国国王举行了一场冬猎活动，并且以此为伪装向敌对的许国都城进军。[156]在周朝，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策略，所以有的时候会被人们误读。例如，几个世纪之后，赵国国王外出参加一场大型狩猎活动，导致魏国统治者误以为这是一场侵略行动。[157]狩猎活动作为一种伪装，有的时候并不能迷惑敌人。595年，拜占庭帝国向巴尔干半岛进军与阿瓦尔人（Avars）交战，虽然拜占庭指挥官普里斯库斯宣称这是一场狩猎活动，但是阿瓦尔可汗正确地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场侵略活动。[158]

尽管有时会失败，但直至近代早期，狩猎活动依然被用于掩护军事行动的进行。在德里苏丹国侵略印度领土时，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也曾在对付印度“叛军”和王朝敌对势力时采用这种方法。[159]这种策略得以持续应用的基础是，人们永远无法确定敌人狩猎活动的真正目的。皇家猎手和他的军队有着固有且看似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无论这种狩猎活动本身看起来多么具有威胁性。同样重要的是，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狩猎活动”的早期阶段，他的真实意图是无法为人知晓的。

这样的狩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钓鱼活动”，也就是说统治者是在试探和寻找机会，利用任何出现的契机。在《维斯拉米阿尼》中，拉敏被告知，他的哥哥——国王莫阿巴德——“明天打算去亚美尼亚狩猎，因此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并与敌军交战”。[160]据中国史料记载，匈奴人也使用了这种策略。晁错在镇守前线时给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的备忘录中写道，甚至就在他写文的当下，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161]公元前68年，10000名匈奴骑兵在中国边境沿线“狩猎”，试图跨越边境侵略，但是因被汉朝发现而撤军；公元前62年，单于率领10万人进行了一场规模更大的“狩猎活动”。[162]在草原地带的另一端，公元4世纪时，阿米安·马塞里在记述阿兰人（Halani/Alans）时写道：“在劫掠和狩猎中，他们四处游走，直至迈俄提亚湖（Azov）和博斯普鲁斯王国，此外还去了亚美尼亚和米堤亚。”[163]这两个民族都在寻找机会目标，这既可能是一群野鹿，也可能是防卫稀疏的边境线。

相同的战略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防守。在波斯—阿拉伯故事中，巴赫兰·古尔在得知突厥可汗即将来袭的警报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组织守卫军参加了一场“狩猎活动”，以侦察敌军的位置，最终导致首领死亡和国家被占。[164]在真实的历史上，12世纪时格鲁吉亚的军队曾在狩猎活动中侦察低地地区，以探查敌军塞尔柱帝国的行动，也就是说狩猎活动与防御行动是紧密结合的。[165]我们也可以从相同的角度阐释一位欧洲统治者，“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的行为。公元865年，他预计瓦兹河（Oise River）流域会遭到维京人的再次入侵，故而集合自己的人马前去狩猎。[166]这并非玩忽职守，而是为了寻找敌军的踪迹，是针对即将逼近的外来威胁而进行的积极防御。

这种在战争预备阶段对狩猎活动的较大依赖，在1102年伊朗北部的一场战争中有生动的展现。当时，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卡迪尔可汗（Quṭur/Qadir Khān）带领一支庞大的狩猎队伍入侵呼罗珊；当卡迪尔可汗忙于侦察呾密（Tirmidh，铁尔梅兹）附近的塞尔柱军队的防御时，苏丹桑酌派出自己的狩猎队伍来拦截敌军，并获得了胜利。卡迪尔可汗被俘，后被送至桑酌的营地斩首，为这场入侵活动画上了句号。[167]在这个例子中，发起和决定整场战争的是狩猎队伍，而不是野战军。

由于皇家狩猎活动非常灵活，统治者同样可以利用狩猎活动来抵抗国外与国内的敌人。短命王朝新朝（公元19～23）的建立者、著名的篡位者王莽曾在郊区举行了一场狩猎活动以捕捉勇猛的猎物，如豹子和老虎等猛兽。当时，王莽带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配备有“武器、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