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国际化

动物的交换


使用“国际化”作为本章的标题，我并非意指前现代时期已经存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在本章中，我只是将“国际化”用作一个标签，以便于向读者传达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很多皇家狩猎活动已经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普及开来，而这一同质化趋势一般是通过国际关系和国际惯例来传播的。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首先将注意力放到动物的移动上，这可以让我们窥视皇家狩猎活动的洲际联系，定位前现代时期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历史进程。原因在于，在探寻文化特征的传播时，聚合与创造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但是，将动植物移动至其自然分布范围之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中，独立创造的情况被排除在外。[1]因此，尽管中国与西欧在印刷术方面的关系尚不明朗，但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双方所使用的猎豹都并非自己的“发明”，也就是说，猎豹是经由人力媒介从遥远之处传播而来的。

从古代起，国家便一直渴求异域动物——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家养动物——并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亚述的统治者撒曼以色一世（Shalmaneser Ⅰ，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从战场上带回了被击败的敌军“所圈养的野生动物”。[2]萨珊王朝也有同样的行为。公元620年代，胡斯洛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下安提阿、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后，缴获的战利品中包括“很多东方大陆并未听闻过名字的四蹄动物和鸟类”。[3]战利品也是早期中国动物藏品的一个来源。公元385年，前秦（公元351～394）将军吕光在结束与库车的交战后返回国内时，便携带了许多珍宝和奇鸟异兽。[4]

异域动物也可以通过商业渠道获得。在古代，托勒密人和罗马人都从印度进口动物；而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穆斯林都从亚洲与非洲的热带地区获取动物标本。[5]

最常见的获取方式——或者说是记载最清晰的方式——是进献贡品与王室馈赠。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从地中海国家的统治者处获得了作为礼品的“海洋生物”，从埃及处则获得了灵长类动物和鳄鱼。[6]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动物贡品也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位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大会堂（apadana）中，通往会堂的台阶两侧满是浮雕，其上描绘了搬运贡品的队列。这一幕也就是著名的“万国游行（March of Nations）”，其中从粟特到埃塞俄比亚的使节都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献上与本土有紧密联系的各种动物，如宽尾绵羊或霍加皮（okapi）[7]。[8]

遵循这一古代传统，在各位穆斯林统治者之间，以及穆斯林统治者与邻近的基督教宫廷之间，都相互交换了各种动物。[9]印度统治者将异域的说话鸟和犀牛等本土动物送往白羊王朝和萨非王朝。[10]在更远的地方，莫卧儿帝国多次将动物作为贡品送给西方的宫廷，在整个16世纪这都让欧洲民众感到非常惊奇和着迷。[11]

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这些动物交易发生的原因也有所不同，但是共同的几个特征便是好奇心、异域的吸引力以及获得政治权威。赠予方可以展现自己的慷慨以及对自然界的掌控，而收礼方则因为展示了与遥远国度间的关系而提高了自身的地位。这在中国的史料中有清晰的记载。自早时起，中国统治者便非常在意获得罕有的动物。在汉朝时，上林苑中满是中亚的马匹、印度的犀牛以及西亚的鸵鸟。其治下的齐国也收集了罕兽奇鸟，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威信。[12]周边地区都非常了解中国宫廷的这种愿望，于是希望与中国朝廷建交或重续关系的国家，一般都会派遣使团送来本地特产与动物。[13]中国在对外扩张时，曾积极地寻找这类野兽并运返中原。郑和在出海远行期间（公元1403～1433），从阿丹国（Aden）和阿拉伯带回中国的动物包括狮子、猎豹、鸵鸟和斑马等。[14]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国使节与奇珍异兽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点在马戛尔尼使团得到的接待中体现得非常清楚。1793年9月，在马戛尔尼抵达北京后不久，民间便开始传言他给乾隆皇帝带来的礼物包括“比猫还小的大象、像老鼠那么大的马［和］母鸡一样大的鸣禽”。[15]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对来自于遥远国度的奇珍异兽的期待，毕竟，英国人的服饰、外貌、技术和船只都充满了异域风情，那么英国人的动物又怎会是例外呢？当然，这种心态并非仅限于中国人，而是在整个前现代世界中非常普遍。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到处都是故事中传说的、很少能见到的动物。对中世纪的欧洲人而言，长颈鹿不仅仅是一种罕见动物，而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因此，正如玛丽·赫尔姆斯指出，最能体现统治者的能力范围、关于遥远地区的知识以及远扬美名的，就是满是奇特的异域动物的动物园。此外，由于这些野兽的产地遥远，其本身便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可以显示统治者的精神才略与世俗权力。[16]1680年代，暹罗国王给萨非王朝统治者送去大象的行为，便清晰地体现了这种观点。在接受大象时，使节说道：“我们国王所拥有的财物并非只限于实际用途，也包括统治国家和世界的需要，也就是说皇室拥有上帝所创造的每一种生物。”[17]在交换罕见动物时，统治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通过正式的礼仪来帮助对方巩固政权。统治者之间会交换多种动物，其中狮子和长颈鹿这两种动物，尤其有助于我们探索这种交换活动的范围、动机与机制。

在远古和中世纪时期，野生狮子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过现在。除了非洲野狮，在巴尔干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突厥斯坦南部和印度西部，都有它们的分布，只是目前除了印度古吉拉特邦尚有少量野狮残存外，其余地区的野狮均已灭绝。很多野狮都被皇家猎手杀死，也有一些被捕捉后送住其他国家。

通过几个例子，我们便可以了解这种活动的源头与路径。公元6世纪早期，突厥斯坦的一个小省——有可能是巴尔克——将狮子幼崽送至北印度的犍陀罗国（Gandhāra）；1670年代晚期，福莱尔曾见到一只被运往伊斯法罕的印度狮，这是奥朗则布送给苏莱曼一世（公元1666～1694年在位）的礼物。[18]直至1833年，摩洛哥的苏丹还将一头狮子作为给杰克逊总统[19]的礼物送往位于丹吉尔（Tangier）的美国公使馆，后者颇费力气方予以拒绝。[20]在众多例子中，事情就远没那么确定了。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送给莫斯科伊凡四世（Ivan Ⅳ）的一对狮子的来源便未曾说明。[21]虽然如此，这份礼物却可以告诉我们，狮子的流通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这些狮子显然是“重复利用”的礼物，也就是英国此前从其他交换活动中获得的。

实际上，有关狮子的文化史非常复杂。笔者无法宣称自己了解从北非到中国北部的所有相关文化背景，以及这些民族看待狮子的观点与象征意义；但是核心的一点是，狮子在整个旧大陆范围内具有这样的背景与形象。当然，其他威猛的食肉动物——如美洲豹——在很多人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种情况主要限于美洲豹的自然分布范围之内。与之相对，狮子在远远超出其本土范围的地方，依然具有意义和明确的文化位置。狮子的宽泛分布具有两大原因。首先，狮子身上所附有的象征意义是通过多种文化媒介进行传播的，如艺术、文学和宗教。其次，狮子在欧亚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