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兽师的交换

在前现代时期，手工艺者、艺术家、娱乐活动从业者和其他专门人员的传播十分广泛，可以一直追溯至远古时代。[211]在蒙古帝国时期——如果不是在此时期之前便已如此的话——驯鸟师与驯鹰师属于当时出行阅历最丰富的职业。驯鸟师、驯鹰师与他们的皇家顾客共同构成了非正式的国际鸟类学组织。驯鹰师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个表现便是，他们非常了解其他国家与文化圈中的驯鹰师。波斯人忽撒姆·阿杜拉活跃于鹰猎活动的繁荣末期，他经常提及突厥斯坦、印度与伊朗等国从古至今的驯鹰师所使用的技术、术语与“方法”。忽撒姆非常关注其他人如何从事这项运动，非常尊重他们的技艺，而且十分向往遥远国度的传说中的品种。[212]可以说，驯鹰师生活与工作在一个非常宏大的世界里。

有关动物专家的早期移动活动的证据，大多是来自中国的图像资料。在唐朝时，艺术作品以一系列清晰的形象再现了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西域人通常被描绘为带着尖顶毡帽，有细长的鼻子、圆圆的眼睛和浓密的胡须。这种形象的西域人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中，其中最常见的形象是带着格力犬等“西域”动物出现在狩猎活动的场景中。[213]在墓室壁画和陪葬俑中也有西域人的形象出现，他们骑在马上，带着猛禽和猫科动物进行狩猎。[214]

在中国人看来，这些北邻和西邻的国家在控制动物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当然，尤其是指那些训练“豹子”的人。来自公元8世纪早期的一个彩绘陶俑形象地再现了这一文化形象：陶俑刻画了一个骑马的西域人，头戴有特色的帽子，络腮胡须，正在试图安抚马背后部的一只发怒的猎猫，很有可能是一只狞猫。[215]在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中国正刚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外国专家显然是一种必需品。毕竟，有谁知道如何处理拒不配合的狞猫，或是如何训练马匹从而让大型猫科动物骑在上面呢？答案当然便是，来自这一运动和狩猎用动物的起源地的专门人员，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实际上很多被送往唐朝的猎豹都配有“全套”的使用说明，也就是配备有指导人员。

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文献中关于动物专家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流动活动的记载也开始浮出水面。成吉思汗家族征收了许多驯鹰师为自己服务。朱维尼记述，公元1220年，塔什干附近的费纳客忒人（Fanākat）被蒙古人征服，除了“手工艺者、工匠和驯兽师（aṣhab-i javārih）”之外的当地人均被处决；1222年，蒙古人征服呼罗珊和突厥斯坦后，当地的“动物管理员（jānvar-dāri）”被重新安置到“东方最远的国家”，也就是中国。[216]这些被迫转移的人口在中国的史书中以各种形象出现。例如，一条史料提及了1263年在“回鹘鹰坊”中组织的军队。[217]还有的可能情况是，伊朗的伊利汗国直至14世纪一直可以调遣中国北部的几千名猎手、驯鹰师与手工业者，这些人或许也包括了1220年代被东方的伊斯兰世界驱逐出境的动物专家及其后裔。[218]

这种补充所需要的驯兽师与管理人的方法实际上是在模仿成吉思汗，之后帖木儿也于1401年将俘虏的驯鹰师从巴格达运往撒马尔罕。[219]然而，征收人员的方式并非获得动物专家或相关知识的唯一途径。皇家猎手经常在统治者的命令下外出旅行。最后一任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公元1231年亡故）让自己的狩猎主管（amīr shikār）担任使节前往塞尔柱帝国；乌兹别克人也曾让自己的驯鹰主管出使至沙阿拔斯处，后者则曾将自己的驯鹰师送往奥斯曼帝国。[220]

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动物专家实际上是使团中地位较低的成员。金帐汗国曾让自己的狩猎主管出使埃及，而英格兰则派遣了3名驯鹰师前往伊朗的伊利汗国。[221]在蒙古帝国后期，这种做法依然普遍存在。通常而言，这些官员负责将狩猎用动物作为礼物送至外国宫廷。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巴尔克和突厥斯坦的其他国家都曾将狩猎主管或驯鹰师送至莫卧儿帝国；同样，萨非王朝反过来会收到东欧国家派来的驯鹰师。[222]在后一个例子中，公元1683年左右，肯普弗曾目睹了一场使节接待活动。当时，苏莱曼一世收到了6只来自俄国宫廷的猛禽，每一只猛禽都由一定数量的驯鹰师负责进献；之后，波兰宫廷进献了5只猛禽，每一只都由各自的驯鹰师献上。[223]此外，当俄国给东格鲁吉亚的卡赫基国王亚历山大二世（公元1574～1604年在位）送去矛隼时，后者明确表示想将负责运送猛禽的俄国驯鹰师留下使用。在多番协商后，格鲁吉亚统治者终于收回了自己的要求，但直接地暗示自己确定沙皇会很快送来更多的“猎鹰与一位驯鹰师”。[224]

在这种类型的会面中，人们自然也会交换各种信息。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二世仔细地询问了俄国驯鹰师关于所进献的猛禽的习性问题。[225]此外，由于外事接待活动通常包括邀请对方参加狩猎活动，来访的猎手与驯鹰师会一直观察并参与由外国接待方所组织的皇家狩猎活动，之后再返回本国国内。在这些活动中，比较和借鉴是不可避免的。

有多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类传播情况。在其中一个例子中，一位11世纪的诺曼贵族兼军官因擅长治疗猎鹰与马匹的医术而闻名，他在君士坦丁堡服务了多年之后才返回自己国内。[226]另一个例子则涉及了一位逃至印度的伊朗官员，他在伊朗成为皇家驯鹰师的首领，并在1593年，即在南亚次大陆生活多年之后，以外国使节的身份返回了萨非王朝宫廷！[227]这些人，以及数以百计的类似人员，是这种长期而远距离的互育关系（cross-fertilization）的主要推进者。

尽管人员的流动在信息传播方面非常重要，但并不是在时空范围内传播皇家狩猎文化的唯一途径。外国文献也促进了皇家狩猎活动的同质化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员流动与外国文献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在公元9～17世纪之间，朝鲜与中国的驯鹰师带着自己的狩猎著作前往了日本。[228]对外国知识的思想开放也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特征。1247年前后，曼苏尔在北非地区编纂的狩猎专著的序言中写道，他的信息来源包括此前的阿拉伯狩猎专著，以及“印度、突厥、波斯的各种著作，此外还有了解这一问题的伊斯兰智者与所有具有洞察力的人”。[229]

伊斯兰世界对欧洲鹰猎活动的著作也有所促进。在腓特烈二世的支持下，出现了莫阿敏（Moamyn）的鹰猎活动著作的拉丁语与法语翻译版本——这实际上并非一本独立的著作，而是一部编纂的合集。第一部分收入了亚当·伊本·穆赫兹（Adham ibn Muḥriz）和叙利亚基督徒盖特里普·伊本·库达玛（Gitrīf ibn Qudama，拉丁语作Gatrip）的部分论述，而这两位作者本身便援引了许多阿拉伯和非阿拉伯资料。第二部分摘引了一部之前论著的内容，即阿拜兹亚（al-Bāzyār）的《驯鹰师》（“The Falconer”），其中沿用了波斯传统。[230]因此，欧洲关于鹰猎活动的著述自发端之时，便具有深刻而多样的欧亚文化根源。

欧亚大陆范围内的皇家狩猎活动方式的明显同化现象，也是源于这种定期流动的动物、猎手与著述。如前所述，这种流动活动是核心区域中宫廷生活的固有特征，但是并非其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