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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守仁只好把蜜饯无花果原封不动地拿去了。

　　这个徐守仁走了，另一个徐守仁，穿着花衬衫和小裤管裤子，烫着飞机头，看起人来贼眉贼眼，两只大拇指勾在裤子的口袋里，肩膀不断一耸一耸的，在他面前出现了。想到另一个徐守仁，真叫徐义德日夜不安，时刻操心，担忧他能不能继承父业。看到他一脸横肉，竖眉瞪眼，不是动刀就是玩枪，就不敢往下想了。二十年前，棉纺业有一位百万富翁死了，留下了两个儿子，把家财挥霍得干干净净，弄得两手空空，靠借债过日子，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他怕徐守仁将来难免要走上这条悲惨的道路。幸亏提篮桥监狱和政府的管教，另一个徐守仁消逝了，现在的徐守仁是一个规规矩矩用功读书的大学生了。学校的教育强过他在家里管教十倍。他再不必为孩子担忧了，前途也有了保障，毕业以后，国家会统一分配适当的工作。他脸上露出安慰的笑容。

　　静悄悄中，砰的一声，书房的门给推开了，朱瑞芳怒冲冲地走到写字台前面，两只眼睛的光芒像是两道宝剑，寒光逼人，叫人见了不禁要打哆嗦。她盯着他看了一阵，大声吼道：

　　“你这是做啥？”

　　他看到她那股神气，不禁愣住了：无缘无故发这么大的火，为了啥呢？他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愤懑，冷静地问她：

　　“你这样做啥？”

　　“你自家晓得。”

　　“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一没叫你，二没碰你，我想我的事，同你有啥关系呢？”

　　“同我没关系，哼，关系大着哩！”

　　“请你说出来。”

　　“我问你：我好心好意叫孩子送物事给你吃，你为啥不要？”

　　“我不饿，当然不需要。”

　　“别人送物事给你，你就要了。”

　　“谁？”

　　“别装蒜。”

　　“那你搜好了，我这里啥也没有。”

　　“你以为我不晓得吗？”

　　“晓得啥？”他以为她要提江菊霞了。

　　“甜的不吃，你要吃素的不是？”

　　“她来是来过，问我要吃点啥，我说不要，她早上楼睡觉了。”

　　她的气平了一半，但脸上余怒未消，还是气愤愤的质问：

　　“那你为啥怪孩子呢？”

　　“我啥辰光怪孩子的？”

　　“你说他不准备功课，学校寄来的成绩单你没有看见吗？三个五分，其余都是四分，你还不满意吗？孩子每天都要念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一早爬起来就去上学校，不出去白相了，也不出去胡闹了。这一阵子用功用的脸快成一个长条了，你还要孩子怎么样？”

　　“问他一声功课准备了没有，也不能吗？”

　　“不能，孩子是我的，你应该相信孩子。他现在就怕人家看他不起。你问他做啥？”

　　“好，不问。请别打搅我。我的事还没有办完哩！”他指着写字台上的信纸说。

　　“无花果你不要也就算了，为啥要叫孩子快滚呢？”

　　“他站在那里吵得我不能做事。”

　　“谁无儿无女？儿子关心你，你又嫌吵。别人来了，你就不嫌吵了。”

　　“谁也没有来。”

　　“我晓得那个老鬼来了。你刚才承认了，怎么又想赖掉呢？”

　　“我打发她走了。”

　　“可是你儿子在楼上哭哩。”

　　“他爱哭就哭吧，同我没关系。”

　　“就是你引的。”

　　“我啥辰光叫他哭的？”

　　“你看不起他，叫他滚，哪个孩子能不哭呢？”“好，好好，怪我不好，明天再说行不行？别耽误我的事！”“孩子哭，你就不管，是你的事体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你说哪个重要，就是哪个重要。”

　　“不行，我要你说。”她一屁股坐在写字台前面的单人沙发里，双手交叉地在胸前一放，瞪着眼睛，说，“你不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

　　“哦，孩子重要，孩子重要，这该满意了吧？”

　　“啥满意不满意，当然是孩子重要。”她站了起来，亲昵地对他说，“办你的事吧，别说我来打搅你，我从来不打搅人的。我晓得你今天晚上有重要的事体，我可没打搅你啊！”

　　“对，你一点也没有打搅我。”

　　她悻悻地走了，一摇二摆，扭动着肥胖的臀部，胜利地跨出书房的门。

　　他站起来打了个哈欠，伸了一个舒适的懒腰。他对门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走过去把门关紧，好像要把一切的惊扰和烦恼都关在门外。他又坐下来，思潮像是一条清流，给朱瑞芳搅得浑浊不堪，啥也看不清楚了。他的心急剧地怦怦跳着，怎么也宁静不下来。他的眼光漫无目的地对书房各个角落巡视，最后在贴壁炉上首的三个玻璃书橱上面停了下来。玻璃橱里的那一部《四部丛刊》是解放前用金圆券抢购进来的。他不需要《四部丛刊》，也没有时间看《四部丛刊》。但眼看着金圆券一天一天贬值，不赶快买点物事，只好留着糊墙壁了。书房里摆一部《四部丛刊》显得典雅，而且有气派。他一看到《四部丛刊》就想起解放前惊心动魄的朝不保夕的紧张生活。那时美帝国主义倾销原棉，控制了中国的棉花市场。宋子文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官僚资本家凭着接收日本纱厂的财产，又紧紧控制了棉纺工业，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形形色色的压榨和搜刮，使得民族资本家的棉纺工业一线生机也没有，岌岌可危，加上金圆券的掠夺，早上起来不知晚上要出啥事体！上海要是不解放，更不知道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把棉纺工业摧残到哪步田地了。三座大山推翻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掠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展开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前途。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投机倒把的暴发户没有了，但更重要的是聂云台那样的宣告破产和百万富翁儿子的悲惨的生活没有了。六年多以来的事实和解放前棉纺业遭遇的显明对照，使他看清楚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罪恶，资本家剥削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在工人白骨堆上积累了私营企业。少数人富有了，千千万万的人贫困了。资本家纵然一时富有百万千万，一旦遭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掠夺或是同业的倾轧，终于落得个一败涂地的下场，生活潦倒，声败名裂。他想起宋其文那次说过有钱不传三代的话，的确有道理。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富有了，全国人民富有了，世世代代才能永远摆脱悲惨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真是至理名言！太好了！想到这里，他思潮澎湃，感慨万端，像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连忙拿起笔来，低下头去，在印着公私合营沪江棉纺厂红色仿宋字的信纸上沙沙写着：

　　“不久以前，我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听了中央首长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指示。现在又光荣地出席上海市第一届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