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Victorian Dawn　维多利亚早期（1832—1868）

。与荒淫不堪的汉诺威王朝相比，维多利亚夫妇的生活平静无澜。阿尔伯特亲王在奥斯本建造了一间瑞士小屋，孩子们在这儿学着料理家务和做园艺杂活，他们和普通家庭没什么不同。一时间，瑞士小屋在不列颠遍地开花。伦敦郊区随处可见灰泥露台，富人们与欧洲大陆贵族和逃出欧洲动乱政局的知识分子来往密切。1851年，世界博览会在海德公园举办，组织者即为阿尔伯特亲王，旨在向世界各国展示，不列颠不是乡村田园，而是一个自信满满的工业贸易大国。不列颠的新面貌在国家文化领域也有所反映。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Trollope）描写了金钱政治死气沉沉的现状，明确支持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



不同于汉诺威王朝的廉价华丽，维多利亚女王和艾尔伯特重新建立起王室的形象，将婚姻幸福作为“维多利亚价值观”的核心。

查尔斯•狄更斯对变革的看法不同，他呼吁关注尚未被变革触及的人们的需要。他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将演讲所得捐给无家可归人士收容所。政治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Liberty）一书中论述了国家和个人自由之间业已改变的界限，提醒人们提防“多数人暴政”，并强调了积极参与民主的重要性：“一个人的作为可能给别人带来伤害，他的不作为也同样如此。”就连牛津和剑桥也掀起了一场福音运动，使英国国教从乔治时期的萎靡状态中振作起来。教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其蓬勃之势是15世纪以来所未见的，肃穆的哥特式尖塔俯视着成排的古典风格别墅。19世纪50年代末，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挑战宗教教条之作，教会受到了猛烈冲击。达尔文将科学探究方法应用到自然界，这是工业领域力学发现的真实写照。就连艺术也变得富有争议性，奥古斯汀•皮金和艺术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抗议英国新貌丑陋异常，宣扬重拾中世纪时期的价值观和技艺。英国蓬勃发展，创新性观点层出不穷。

拉塞尔时任首相，不过英国当时政治上的主导人物是非同凡响的帕默斯顿（Palmerston，又译巴麦尊），他是外交大臣，职业生涯贯穿19世纪30年代以及1846年至1851年。在任时期，他一人独揽外交大权，很少请教同僚们的意见。他长期被视为海外“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先驱。1848年，他在下议院发表了长达5个小时的演说，表示：“英格兰的真正政策……是推广正义和公义，并以节制和谨慎的态度追求这一事业，不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空想家，而是着重用道德制裁和支援手段维护正义。”1850年，他派英国海军攻打雅典，名义上是为受伤的直布罗陀人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报仇，声称“英格兰锐利的眼睛和强有力的臂膀”应该永远保护英国子民，一如古罗马时期那样。帕默斯顿支持欧洲大陆的革命事业，他将“炮舰外交”运用得炉火纯青；与此同时，他使英国远离欧洲争端，并和查塔姆一样把精力集中在皇家海军和帝国安全上。他还非常爱国。有一次，一个法国人想恭维他，表示如果自己不是法国人的话，会希望做一个英国人，帕默斯顿的回答是：“如果我不是英国人的话，我会希望自己做个英国人。”

帕默斯顿不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他制定政策时我行我素，不为同僚所容。1852年，他被调到内政部。在供职内政部的两年时间内，他继续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进一步限制童工工作时间，推广疫苗接种、洁净空气、监狱改革和教养院。他没有直接参与不得人心的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853年，不过他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以土耳其的名义遏制俄国扩张。对不列颠而言，这场战争的收获微乎其微，主要标志是《泰晤士报》呼吁进行军队改革，以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所提倡的改善护理条件。诗人坦尼森（Tennyson）在《轻骑队之战歌》（Charge of LightBrigade）中将这场战场的惨败转化为辉煌的诗句，不过一项针对政府战争行为的调查结果非常糟糕，政府面目无光，辉格党首相阿伯登勋爵（Lord Aberdeen）不得不辞职。1855年，维多利亚女王邀请帕默斯顿所有同僚组成政府，不幸被所有人拒绝，之后帕默斯顿出任首相一职。维多利亚女王极不喜欢帕默斯顿，认为他是一个无情的自由思想家和不讲原则的“捣蛋鬼”。的确，他是一位无情的自由思想家，却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捣蛋鬼。



拿灯的妇女（The ladywith the lamp）：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通过自己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不懈努力，推动了医疗护理事业的进一步改革。

帕默斯顿的贵族辉格党主义理论汇集了伯克、福克斯、格雷、墨尔本、拉塞尔和1932年那一代人的观点之大成。1859年，他参加了圣詹姆士俱乐部的集会，一群辉格党人、皮尔追随者和激进分子决定成为自由派。现场的主导人物是年轻的财政大臣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Gladstone），他品格高尚，是利物浦一位商人之子。格莱斯顿曾是皮尔派托利党人，起初反对1832年《改革法案》并维护奴隶制，不过他现在一心想转换政治立场。1852年至1855年，他担任大法官，如今他再度出任大法官长达7年（1859—1866年在任），并在任上致力于提高税收和中止政府借贷。他认为，在和平时期，“若非极其必要，否则政府不该借贷”。在皮尔自由贸易政策的基础上，他减少关税税项，从419项降至48项，废除了原先对新闻用纸征收的“知识税”。他还致力于降低粮食价格，被誉为“工人早餐英雄”。



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的进攻，充分显示出英国人反败为胜的军事才能。

帕默斯顿虽是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他却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选择站在南部联盟一边，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一者他本人厌恶美国北方各州盛行的反英情绪，二者担心美国南方的棉花出口。格莱斯顿也选择支持南方。不过这种支持并没有演变成战争。1865年，帕默斯顿死于任上，在他执政的20余年内，不列颠境内一片安宁繁荣的景象。之后上了年纪的拉塞尔接替出任首相。拉塞尔是1832年原始改革法案的发起人，而他上任后一心要推动改革。政治改革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和19世纪初一样，这受到了海外改革的激励，譬如意大利的加里巴尔迪（Garibaldi）和美国的林肯。1866年，拉塞尔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公民选举权法案，这正合宪章派的心意，该法案主张选取平等以及给予所有拥有技术性工作和稳定家庭的成年男子选举权。如果该法案通过的话，选民数量将翻一番，增至大约200万，而且实行选民登记后，操纵选票也相应变得更加困难或更加昂贵。反过来，这会减少有土地者赞助，并加强政党组织的作用。届时公意将开始摆脱当地寡头领导者的束缚，为广大公众所掌握。

事实证明，该法案在下议院被否决，拉塞尔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下台，让位给以德比勋爵（Lord Derby）为首的托利党人，迪斯雷利担任下议院领导人。19世纪30年代事件重演，伦敦爆发了大规模改革游行。海德公园的一次抗议集会规模不小，警察叫来军队帮忙才将人群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