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Gladstone and Disraeli　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1868—1901）

/>
格莱斯顿批评迪斯雷利挑起了针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土耳其暴行”。格莱斯顿声称“就连南太平洋诸岛的食人族得知这一切也会怒火冲天”。迪斯雷利反驳道，保加利亚最严重的暴行是格莱斯顿本人。身为反对党一员，格莱斯顿的下一步行动堪称英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竞选活动，他于1879年动身前往新的中洛锡安郡选区，到各地发表演说。在此之前，大规模集会通常和卫理公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政治。格莱斯顿在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说，他一般站在火车车厢的车尾平台上，利用“叫喊招揽人员”将他的话传达给观众。他在演说中指责迪斯雷利“外交政策狭隘、不稳妥、装腔作势、独断专行，一副自恋、得意的模样”。他的演讲内容被提前透露给媒体，迪斯雷利（和维多利亚女王）谴责此举“违反宪法”。

1880年，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人再度执政，迪斯雷利退休回到位于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外休恩登（Hughenden）的乡间邸宅生活，并于一年后去世。迪斯雷利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熟练掌握了具有个人魅力的政治艺术。他天生能敏锐察觉公众情绪，并能够对其善加利用，一如他用阿谀奉承讨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他年轻时打败了皮尔，可也继承了皮尔主张进步托利主义的衣钵，彼时欧洲大多数保守派是君主主义者和反动派。客观地说，他在英国政治自由化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公民选举权贯穿了他政治生涯始终，他说得没错：保守主义要么改变，要么消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自由党竟然忽视了这一点。

格莱斯顿成为政界元老。他的1880年内阁成员全是同时期的旧同僚，这些人压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即将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新大陆大草原上铁路飞驰，蒸汽船降低了运输成本。1882年，第一艘冷藏货船“但尼丁”号（Dunedin）抵达伦敦，随船运来的冷冻新西兰羔羊肉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肉类市场引起了轰动。20年后，不列颠进口谷物的价格降低了90%。这对英国业已苦苦挣扎的农民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农业再也不能指望得到议会的保护。

1884年，19世纪第三次改革法案通过，投票权范围扩大到所有男性户主，选民数量翻了一番，增至500余万，涵盖了矿工、磨坊工人和农业工人。选举权的扩大足以表明，民意已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这也缺不了大众媒体兴起的推动作用，伦敦创办了十几份日报，英国境内共有上百份报纸。19世纪80年代，有组织的“左派”形成，该词源自旧时法国国民大会的座位表。1884年，以研究为主的 费边社（Fabian Society）注31成立，创办人是悉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以及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费边社信奉罗马将军费边的名言：“为了恰当的时机，你必须等待。”这句话成为更多同时代革命者的绝望心声。费边派致力于“渗透”自由党。

迪斯雷利的海外事业此时开始困扰格莱斯顿。1885年，英埃联军被迫撤出苏丹，“侵略主义”报纸强烈要求他把这项任务交给魅力非凡的乔治•戈登（CharlesGordon）将军，在查令十字火车站为戈登举行的送行会上人头攒动。为了顺应民意，戈登抗令不从，拒绝放弃苏丹首都喀土穆。该城被伊斯兰教信奉救世主降临的托钵僧攻占，戈登被杀，格莱斯顿因没有支持戈登而备受指责。1885年6月，格莱斯顿被迫辞职，让位给以托利党新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为首的短期过渡政府。不到一年，格莱斯顿第三次上台执政，此时出现了“悬浮议会”（即没有一个政党成为议会多数党）的局面，他上台依靠的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手中的选票。



大英帝国的崛起并非没有牺牲。戈登不顾后果地远征苏丹，结果客死他乡，同时造成了格莱斯顿的垮台。（画家情景再现）

19世纪和20世纪初，爱尔兰在不列颠政治上的重要性很难想象，爱尔兰人将反天主教主义、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殖民主义的种种情感和利益融合于一身。这些因素非同小可。要不是马铃薯饥荒，爱尔兰人的选票在19世纪末本可以占到不列颠总票数的三分之一，而爱尔兰议员也本可以在下议院实现常规的权力平衡。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的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由脾气暴躁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Charles Steward Parnell）领导，他头脑聪明，领导能力出众。格莱斯顿称其为“自己所见过最了不起的人”。巴涅尔坚持创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自治的新爱尔兰自由邦，这个自由邦涵盖东北部的阿尔斯特省（Ulster），该省大多数居民是新教徒和统一主义者。这个提议遭到了托利党以及张伯伦所领导的自由党统一派（Liberal Unionists）的反对，张伯伦当时是议员、内阁成员兼地方政府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Board）主席。

为爱尔兰争取地方自治是格莱斯顿的最后一搏。1886年4月，他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讲中提出一项议案，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下议院演讲的巅峰之作。然而议案最终徒劳无功。这项议案被否决，张伯伦辞去政府职务，与统一派一起逼迫格莱斯顿辞职。在1886年的另一场大选中，保守派和张伯伦自由党统一派联合执政，索尔兹伯里侯爵出任首相。这与利物浦-皮尔和德国比—迪斯雷利执政时期托利党保守派和改革派融合的情形如出一辙。在下议院，扣眼上插着白玉兰的张伯伦派头十足，他鼓吹“市政社会主义”（municipal socialism）和进步；在上议院，索尔兹伯里侯爵规劝各位大臣“与对手相比，要放慢工作效率，控制工作热情”。18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县级政府与城镇接轨，治安法官和教区委员会被62个郡议会取代。第二年，伦敦市政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成立。

1892年选举后，格莱斯顿四度执政，他时年82岁，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逐渐衰退，但声音仍坚定如初。维多利亚女王大吃一惊，她没想到“偌大的帝国”即将“交到一个年老、疯狂、令人无法理解的人颤抖的手中”。此次选举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首批独立派工党议员，有苏格兰矿工凯尔•哈迪（Keir Hardie）、来自伦敦巴特西区（Battersea）的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和来自苏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的哈夫洛克•威尔逊（Havelock Wilson）。哈迪被分派苏格兰东南部西汉姆（West Ham）伦敦议席，他身穿花呢套装，头戴猎鹿帽，伴着随行军乐队的乐声来到议会。一年后，他成为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领导人，出席地方党支部年会，并推动明显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公有制议程。格莱斯顿的注意力全部放在爱尔兰地方自治上。巴涅尔于1891年去世，终年45岁。他生前已经和反对派格莱斯顿商谈好改良版地方自治议案的具体细节，但却在自己领导下的爱尔兰议会党失去权力，起因是他的离婚案闹得纷纷扬扬，其中还牵扯到他的情妇基蒂•奥谢（Kitty O’Shea）。当时正值爱尔兰需要保持团结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