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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The Locust Years 气势低迷的岁月(191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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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正式宣布就职,成为英国首位工党首相。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一事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工党的上台被认为是耸人听闻的。很多左派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俄国人要接管英国,意味着个人财产要被没收,意味着禁止结婚和自由恋爱。其中一些人逃往肯尼亚和罗德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过上了及时行乐的生活。麦克唐纳带领高级大臣晋见国王的时候,媒体争论着他们是否戴高帽子,是否鞠躬,是否行吻手礼,以及是否任命世袭贵族(贵族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只任命那些无男性子嗣的贵族)。在诸位新大臣等候国王驾临的时候,作为其中一员的J.R.克莱因斯(J.R.Clynes)回想起人们的闲言闲语:“麦克唐纳是贫穷的书记员,托马斯是火车司机,亨德森是铸造工人,克莱因斯是磨坊工人,如今全都爬上权力的巅峰了!”麦克唐纳欣然接受了白金汉郡首相别墅,这栋别墅是李家族(Lee family)最近捐赠给政府的,以供“首相休息和娱乐之用”。他很快被指控犯了工党领导人的职业病,在职位魔咒的驱使下,他被英国上流社会所接纳,同时也沦为 “香槟社会主义者”注34。

麦克唐纳内阁并不成功。他依靠政府的少数派地位来遏制一些同僚的社会主义倾向,不过托利党和主要为托利党掌控的媒体对他的一举一动持怀疑态度。有一次,政府撤回对一份共产主义报纸的煽动罪指控,就被人批评受到革命派影响,因而未能通过信任投票。麦克唐纳认为他应该举行6年之内的第四次选举。俄国所发生的事对左派活动并无裨益,仍为英国政治蒙上一层阴影。反对派急于利用 “红色恐怖”做文章,他们截获了一封苏联领导人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的亲笔信,他在信中主张“在英国工业区成功起事”,并“将列宁思想传播到英国和其他殖民地”,不过后来证实这封信是伪造的。鲍德温巧妙地利用新媒介广播,许诺“一个健全、明白事理的政府”,而非“革命理论和轻率的阴谋”。工党被踢下权力宝座,托利党议员以419张票击败工党的151张票。自由党仅仅获得40票。



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一位工党出身的英国首相。尽管被讽刺是香槟社会主义者,他始终致力于帮助工党获取候选资格。

当时的英国渴望回归战前状态,鲍德温正合心意。和平时期经济开始恢复,现代化的好处先前只有较为富裕的爱德华时期的人才能享受,如今却惠及更大范围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战后出现男人荒,人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与此同时,零售业和文书工作为年轻城市女性带来了新的独立。新一代女性因采取避孕措施获得了性解放,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向人们呼吁实行“计划生育”。登记离婚案数量从1910年的823起上升至1928年的4522起。消费经济蓬勃发展。英国道路上汽车的数量每年翻上一番。有房者比例从1910年的10%上升至30年代末的三分之一,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由此带来的低密度住宅区在英国郊区呈“带状发展”。英国人口只有20%生活在乡村。

在国家治理方面,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精神回归。保守党的政策承诺“在国内外实现宁静和自由”,再不会充当“世界警察”,这种观点深受欢迎。1925年10月,洛迦诺(Locarno)峰会召开,与会的“一战”参与国一致表示同意永远尊重和平以及彼此边界。英国外交部对“洛迦诺精神”非常热衷,为其主要接待室取名为“洛迦诺大厅”。英国人渴望将战争的号角和锣鼓抛诸脑后。就连大英帝国也进行了改良。1926年,帝国会议决定将原先实行自治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合并在一起,取名为“英联邦”(Commonwealth),颇有克伦威尔风格。英联邦并不包括非白人殖民地。

1924年,鲍德温使丘吉尔再度进入内阁,丘吉尔从前是自由党人,如今成为托利党人,出任财政大臣。丘吉尔后来犯了一个和加里波里半岛战役一样的错误,这个错误的阴影贯穿他此后的政治生涯,他把英镑和黄金之间的兑换率定得过高。英国的煤炭出口很快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直接导致采煤量下降,进而工人工资减少。1926年5月,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rades Union Congress,TUC)呼吁各个工会在接下来的英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罢工中声援矿工。罢工运动波及几乎各行各业,唤起了民众的战时情绪。丘吉尔编辑了一份政府报纸,并派禁卫军步兵旅(Brigade of Guards)护送从码头运来的粮食。牛津大学本科生驾驶公共汽车,玩得不亦乐乎。不过意见出现分歧,就连一向保守的国王据说也认为罢工者“赶在你们决定之前,试图保住自己的工资”。

内阁努力在各不相让的双方之间斡旋。一位大臣表示,矿工的领导人“或许被认为是英国最愚蠢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和矿主频繁会面的话”。鲍德温的调解工作进行得如鱼得水。据说他曾表示内阁绝不应该“与教皇或全国煤矿工人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针锋相对。不过他听取调查委员会的意见,成功隔离煤炭工业,劳工联合会议在仅仅9天之后结束罢工,只留矿工们在徒劳无功地孤军作战。这次罢工运动成为工人阶级团结的传奇性标志,虽然工会在罢工结束时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不过这也表明工会的权力存在局限性。此后,鲍德温缺乏必胜信念,习惯当和事佬,这一点自始至终都非常关键。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至少对新的工党议员是如此,后来他还支持工党认为工会应该向其成员征税并上缴工党的要求。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负责卫生、福利和地方政府等事务,托利党继承了小皮尔、迪斯雷利以及内维尔之父约瑟夫•张伯伦的自由主义传统。旧有的法律监护人制度被废除,民选郡议会和自治市议会负责医疗与济贫工作。

尽管鲍德温民望颇高,托利党还是在1929年选举中落败,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最后一批获得选举权的成年人,这些人是20多岁的妇女,她们的投票就是所谓的“低腰连衣裙票”(flapper vote,取名于时下流行的宽松垂坠连衣裙)。在无多数议会上,自由党决定推工党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再度上台。新一届政府没有时间证明其执政能力。数周后的10月24日,美国债券价格泡沫破裂,导致华尔街和西方各国股票市场崩溃。在凯恩斯的指导下,工党内阁提出立即开展公共工程建设,却遭到了新任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的强烈反对。他要求削弱公共开支,而不是增加公共开支。

这种见怪不怪的矛盾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引发一片混乱。从1929年股市崩盘到1930年末,登记在案的失业者人数从100万上升至250万,并继续攀升。第二年,欧洲各国银行破产,由此导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崩溃。1931年8月,斯诺登的“5月委员会”(May Committee)反“格迪斯大斧”而行,提出征收2400万英镑新税,并削减政府支出9600万英镑,其中6600万英镑直接来自失业救济金。大臣们一片恐慌。他们匆忙结束假期,重回工作岗位,银行利率飙升,英格兰银行的黄金销售一空,英格兰银行警告说离“国家破产不远了”,不过这没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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