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The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1945—1979）

的权力。1964年选举中，他获得连任，与1906年的自由党和1945年的工党一样占了行事不拘一格的便宜。威尔逊是一名意志坚定的现代主义者。政府修订了巴特勒的选择性《教育法案》，鼓励“全面”开展中等教育。政府大刀阔斧进行社会改革，这场社会改革的主要发起人是自由派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具体内容包括废除死刑，在法律上放宽对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的限制。1970年，政府颁布《同工同酬法》（Equal Pay Act），规定女性和男性同等工作同等报酬，从而开启了旷日持久的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运动。政府甚至废除了旧时宫务大臣有权审查剧院演出内容的做法，导致一时间舞台上满耳脏话，甚至有不雅内容的音乐剧《毛发》（Hair）在伦敦上演，因而此举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英国的时尚和流行音乐行业蒸蒸日上，闻名世界。1965年，“披头士狂热”蔓延，威尔逊为披头士4名成员颁发英帝国勋章，惹起一片嘲讽声。

工党政府认为更全面的经济规划能够推动竞争力渐失的英国工业走向现代化，不过结果不遂人愿。其失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改革伦敦货币市场，二是没有通过工会改革实现劳动力弹性化，这是因为工党需要工会的资金和选票。1967年，威尔逊不得不利用货币贬值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他绝望地辩称：“这并不意味着你口袋里的钱贬值了。”货币贬值打击了政府的士气，导致接下来10年间经济政策方面偏离主题，失败主义盛行。

英国的旧患爱尔兰仍是无法治愈的痛。在阿尔斯特，19世纪20年代的分割状态僵化成为新教党派优越性。1968年，一场天主教民权运动被爱尔兰共和军接手，在接下来长达20年的时间内，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军一直冲突不断。1970年，地方陷入武装混乱，爱尔兰共和军派人轰炸伦敦街道。政府竭尽全力也找不到结束爱尔兰乱局的方法。昔日克伦威尔、威廉三世和劳合•乔治都无计可施，现在同样如此。英国政府又苦苦寻觅了30余年。

有些人认为英国面临着不同的威胁。20世纪60年代，工党政府撤出苏伊士以东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最后在1967年撤出也门亚丁。人们认为这标志着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终结。不过帝国并不是这么容易舍弃的。1968年，政府决定准许英联邦现有移民的5万名家眷来英定居，这些移民是根据1962年移民法规获准留居的，不过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4%的英国民众对此持反对意见。托利党变革派演说家因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称政府此举“疯了，简直是疯了”，他大呼自己眼中的英国街道就像“血沫翻腾的台伯河”。鲍威尔这番煽动性极强的话，再加上他对欧洲的强烈反对，很难被其保守党同僚接受，他失去了反对党领袖的地位，此后他和阿尔斯特腹背受敌的新教徒一拍即合。

1970年，托利党再次执政，悲观的前党鞭长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出任首相。经济管理如今是英国政治的主旋律，尤其是政府和工会工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希思表示要同战后共识决裂，宣布将解放市场并解除对公有和私有经济领域的管制，决定洗个痛快的“冷水澡”，最终要带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这引起了民众对英国和欧洲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个话题的讨论要追溯到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洗澡水即使一开始比较冷，很快也会变热的。希思政府似乎厄运连连。财政部不得不实施前一任政府不得人心的决定，即改货币为十进制，废除了深受喜爱（却不方便）的1先令等于12便士、1英镑等于20先令的货币制度。伦敦德里郡爆发民权示威活动，伞兵部队奉命镇压，开枪打死了13名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这被称作“血色星期天”（Bloody Sunday）。世界石油价格飙升引发通货膨胀，工会和政府之间摩擦不断。希思不得不采取与此前截然相反的立场，意在拯救劳斯莱斯和其他“不中用的”行业。不久矿工爆发大罢工。



英国人创造性地推出著名的Mini车型，但仍不足以确保本国的汽车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内阁的应对措施和20世纪以前所有政府的做法一样。遇到麻烦时，内阁选择加强控制。政府下令在公有和私有经济领域推行复杂的法定收入政策，此举打破和违背了希思的自由市场理念，并进一步引发混乱，其中最严重的是能源供应。1973年12月，战时精神回归，工业实行3日工作周，人们排长队购买汽油，并进行选择性断电。这时的伦敦司机可能会觉得怪怪的，有时后面是明晃晃的街灯，前面却是黑漆漆的一片，颇具讽刺意味，甚至有人表示黑暗里的交通更为通畅。绝望之下，矿工的工资上涨35%，煤炭业在接下来10年内覆亡近半。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民众自信心崩溃。一度叱咤风云的政府再也无法掌控时局。城市街道抹去了多半战争伤疤，不过取而代之的城市新面貌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现代建筑表明，人们不知风格为何物。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城市中心地带大变身，推倒了熟悉的地标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死气沉沉的混凝土建筑和柏油路。洋溢着“新残酷主义”的摩天大厦、购物中心以及带内置阳台的居民区单调乏味。伦敦差点修建围绕市中心层层发散的“高速公路格”，届时高速公路将从摄政公园北边穿过，白厅很多地方都要被拆除。西欧很多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正在一丝不苟地重建其战前的市中心景观，与此同时，英国建筑师却渴望效仿拆掉重建的现代主义做法。

1974年2月，灰心失望的希思就“谁来治理英国”的问题提前举行选举。艰难的选举活动结束后，选民们回答道：“不是你。”工党政府在一年之内两次上台，第一次出现无多数议会，第二次出现勉强多数状况，不过这届政府仍没什么新招儿，除了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提高到83%，股利税率为15%，而这是和平时期税率之最。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政府消耗掉将近一半国民产值。年通货膨胀率接近30%，经济停滞不前，这种现象被称为“滞涨”。无论1945年以来福利共识如何落实，经济业已无力支付。外国评论员谈起“英国病”的时候，称英国是“欧洲病夫”。1976年，威尔逊把唐宁街10号交给旧同僚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卡拉汉精力充沛，是唯一一个担任过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大法官和首相的人。他沮丧地告诉威尔逊：“我今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如果我是年轻人的话，我会移民的。”他坦言自己不知该从何下手。

北海油田虽自1975年起开始出产石油，但其利润只占政府收入很小比例，不足以帮助财政部摆脱困境。1976年，大法官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被迫毕恭毕敬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出23亿英镑，为了偿还，他不得不将公共开支预算削减30亿英镑。卡拉汉的观点发生大逆转，认为应该约束行业行为。旧盟友工会的行为令他震惊不已，他问内阁：“你们对不预先通知便离开儿童医院、罢工了事的行为怎么看？”1976年，党内大会召开，他告诫与会人员警惕20世纪40年代的无效解决方案，不能再“大法官大笔一挥保证充分就业……我不怕坦白讲，不能再这么做了”。20世纪公司式政府长期乐观情绪洋溢，从艾德礼的计划经济到威尔逊的政权规划莫不如此，不过无人能够给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