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一点微伤。敏却以身殉之。没有人派他行刺；他破坏了全部进行的计划。但是他们得原谅他："你想想看，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眼看着许多人死，他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激动毁了他。他随时都渴望着牺牲。"

　　热情不是力量，但是经过心理的步骤，可以变成绝大的动力。最初这只是一团氤氲，闷在跳荡的心头。吴仁民宝贵他的情感，革命者多半珍惜一己的情感，这最切身，也最真实。陈真死了（《雨》）第一章陈真的横死，在我们是意外，在作者是讽喻，实际死者的影响追随全书，始终未曾间歇；我们处处感到他人格的高大。唯其如此，作者不能不开首就叫汽车和碾死一条狗一样地碾死他：《雨》的主角是吴仁民，《电》的主角是李佩珠，所以作者把他化成一种空气，做为二者精神的呼吸），吴仁民疯了一样解答他的悲痛道："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情感是他们永生的问题，是青春长绿的根苗。热情不是力量，然而却是一种狂呓，一种不能自制的下意识的要求。吴仁民喝醉了酒，在街上抓回朋友叫嚣道："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决不能够闭上眼睛睡觉。

　　你不知道一个人怀着这么热的心，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躺在棺材一般冷的床上，翻来复去，听见外面的汽车喇叭，好像听见地狱里的音乐一样，那是多么难受。这种折磨，你是不会懂的。我要的是活动，是热，就是死也可以。我害怕冷静。我不要冷静……我的心慌得很。我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到大世界也行。就是碰到拉客的'野鸡'我也不怕。至少那种使人兴奋的气味，那种使人陶醉的拥抱也会给我一点热，给我一点力量。我的血要燃烧了。我的心要融化了。我会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

　　这赤裸裸的呓语充满了真情。我们如今明白陈真的日记里这样一句话："如果世界不毁灭，人类不灭亡，革命总会到来。"热情不是一种力量，是一把火，烧了自己，烧了别人。

　　它有所诛求，无从满足，便淤成痛苦："我们要宝受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电》里的敏，因为痛苦，不惜破坏全盘计划，求一快于人我俱亡。他从行动寻找解决。但是吴仁民，不仅热情，还多情，还感伤。他有一个强烈的本能的要求：女人。对于他，热情只有热情医治。

　　他从爱情寻找解决。我们不妨再听一次吴仁民的呓语："我的周围永远是黑暗。就没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但是你来了。你从黑暗里出现了……我又有了新的勇气了……我请求你允许我……我请求你不要离开我……"他以为爱情是不死的，因为情感永生；他们的爱情是不死的，因为爱情是不死的。他沉溺在爱情的海里。表面上他有了大改变。他从女子那里得到勇气，又要用这勇气来救她。

　　"他把拯救一个女人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觉得这要比为人类谋幸福的工作还要切实得多。"他没有李佩珠聪明，别瞧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她晓得爱情只是一阵陶醉。而且甚于陶醉，爱情是幻灭。人生的形象无时不在变动，爱情无时不在变动。但是这究竟是一副药；吴仁民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和性格；周如水（《雾》的主角）敌不住病，也敌不住药；吴仁民没有自误，也没有自杀，他终于成熟了，他从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电》。

　　来在《电》的同志中间，吴仁民几乎成为一个长者。他已经走出学徒的时期。他从传统秉承的气质渐渐返回淳朴的境地。从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个完人，一个英雄。作者绝不因为厚爱而有所文饰。他不像周如水那样完全没有出息，也不像陈真那样完全超凡入圣：他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坏人，换句话，一个人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有时我问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于具有这样一个中心人物。

　　我怕是的。这正是现代类似巴金这样小说家的悲剧。现代小说家一个共同的理想是：怎样扔开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写法，达到小说最高的效果。他们要小说社会化，群众化，平均化。

　　他们不要英雄，做到了；他们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关键未尝不在：小说甚于任何其他文学种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读者一个共同的兴趣之上：这里要有某人。也就是在这同样的要求之下，读者的失望决定《电》的命运。《雾》的失败由于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然而紊乱究竟强似窳陋。

　　而且，我敢说，作者叙事的本领，在《电》里比在《雨》里还要得心应手。不是我有意俏皮，读者的眼睛实在是追不上巴金的笔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观察。吴仁民在《电》里成为一个长者。他有了经验；经验增进他的同情；绝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们还听得见关于革命与恋爱的可笑的言论。没有比这再可笑的现象了：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恋爱含有精神的活动，然而即令雪莱再世，也不能否认恋爱属于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至少也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那么，革命者应当恋爱――和别人一样。明临死吐出他一向的疑问道："我们有没有这――权利？"义务的观念磨难着他。吴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释道："为什么你要疑惑呢？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在这一点我们跟别的人不能够有大的差别。"

　　在理论的发展上，这《爱情的三部曲》实际在这里得到了它最后的答案。答案的一个例子是恋爱至上主义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不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另一个更其圆满――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吴仁民与李佩珠的结合。我得请读者多看一眼《电》的第六章，这一章写的那样真实，而又那样自然。这里是两个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拢在一起，我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恋爱增加他们的勇气，让他们忘记四周的危险。他们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来的。"即使对于他们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们的信仰也不会因而动遥"我不怕……我有信仰。"

　　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里说的："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不谋而合吗？我不晓得他们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吗？幸福的人们，幸福的巴金。

　　双十节转录天津《大公报》文艺栏）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由

　　――答刘西渭先生朋友：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你。我称你做朋友，你应当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疏远的称呼。除了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外，你也许还读过我的散文或杂文，你也许还认识我的一两个朋友，从这里你应该明白"朋友"两个字在人的生活里的意义。我说过我有许多慷慨的朋友，我说过我就靠朋友生活。这并不是虚伪的话。我没有家，没有财产，没有一切人们可以称做是自己的东西。我有信仰，信仰支配我的理智；我有朋友，朋友鼓舞我的感情。除了这二者我就一无所有。没有信仰，我不能够生活；没有朋友，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快乐。靠了这二者我才能够活到现在。

　　你说我是幸福的人，你还把我比作一个穷人，要来为同类争取幸福（我佩服你这比喻作得好。）。对你这些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刚刚写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