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党委的试验田，却没有一名党委动一锹一镐，反而让我们没有铁锹高的学生来干，心里本来就窝火的我，肚子里的气就满了。

    老师也不以身示范，他们“战斗”在监工的现场上指手画脚。学校还专门组织一些学生干部搞战地宣传鼓动。我本来就身小力薄，进度自然上不去。这帮宣传队可算找到了用武之地，轮番在我周围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给我加油，引得全校的眼睛都往我的身上盯。

    他们给我出尽了洋相，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情急之下，我一抡铁锹，索性不干了。

    “谁爱干谁就干吧，反正我不是党委！”猪八戒摔耙子——我来脾气了。

    宣传队是校方的喉舌、钦差，校方是党委的忠诚战士、卫士。我的这句话我可犯下了滔天大罪——反对深翻，怨恨党委，就是反对党！

    李老师想当红人，我成了他的绊脚石，他对我能不恨之入骨吗？当下，李老师不再斯文了：

    “你，牤牛卵子多耷拉两天吧！”

    言外之意，我被他判了“死刑”，让我等待缓期执行。

    幸亏杨守山、吴玉珠几个同学过来帮我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不然李老师不许我吃饭！

    这一天总算是过去了，什么时候“执行死刑”我没有精力来思考如何应对。这时我所需要的，是吃饭，别做饿死鬼就算幸运了。

    晚上，杨守山找到我悄声说：“你真傻，别人挖的都不到二尺深，你怎么非得挖三尺啊。”

    原来大家都挖二尺，就把土填回去了，我光顾干活，哪有闲功夫瞭望战场上的“敌情”啊，咎由自取！

    深翻的锣鼓声绕梁三日，在余音未了的时候，又一场“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又于深秋瑟瑟的寒风中交火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3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俗话说得好，“五月旱不算旱，六月连阴吃饱饭”。1958年的天气和年景就应了这句话，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说那是上天的恩赐，毫不为过。试问，这一年从春到秋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修水库，除“四害”，流尽了血汗……却没有谁对田亩有过心血的浇灌，有的是狂热与冷漠交配后生出来的怪胎。那就是，到手的庄稼不让农民去收割，“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秋雨任意地蹂躏，却要搞什么“深翻”！这不是冷漠吗？上天终于被震怒了，他生气了。

    那年的秋末冬初，先雨后雪的天气中，眼看着一片金黄就要“颗粒无收”了。于是乎，公社党委下令全力以赴“保卫胜利的果实”。就这样，我们1年2班和1年4班放下铁锹拿起镰刀，在初冬时节来到了小韩村搞秋收。记住，“初冬时节搞秋收”可谓一绝！

    小韩村，东西两头各有一个生产队，我们班在“西方”，1年4班在“东方”。下面的故事就叫做“西方不亮东方亮”，我的罪过之三。

    经过几番的较量，李玉秀老师的“威信”，在全班同学中与时俱进，与日俱增，在学校那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开始了上升的态势。他感觉对班级的掌控基本上是得心应手了，没有谁再敢不从师意，再说三道四地干扰他的“圣旨”了。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他的“起色”与“态势”，每天到地里“冬收”，我们班都要比1年4班早出晚归，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李老师欣欣然。当然，领导不会忘记对1年4班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那是领导的艺术，没有直接地批评你，你就偷着乐吧。

    最值得李老师骄傲和庆幸的是，他没有违反粮食政策，1年4班就那个了！

    那时候的“粮食政策”属于超高压线，近则受伤，碰则亡！在“粮食”上犯错误，就是反革命！有很多干部群众都因为“粮食政策”丢了官，甚至丧了命。“粮食运动”至今提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谈虎色变。

    1年4班怎么“那个”了？碰上了超高压线！

    自从来到小韩村，4班学生的伙食天天像过年，叫我们垂涎。一日三餐不光是吃得饱饱的，还吃得好好的。白白净净的秫米干饭里还掺着红白小豆，那个香那个甜，路过他们的伙房，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就这道饭，即使是90年代也够得上有品位的主食了。更违反“粮食政策”的是，生产队还时不时地给他们做大豆腐、水豆腐改馋。屎壳郎落秤杆子上——都把他们美出金星来了。

    4班的班主任姓梁，叫梁文富，他真的胆大包天吗？

    “东方”的生产队队长姓王。这家伙，天是王大，地是王二，他是王老三。他告诉梁老师：“什么政策不政策的，孩子们冰天雪地里干活容易吗？吃了总比糟蹋了好，有事我顶着１

    他听说梁老师因为“粮食政策”被领导“暗示”了，就亲自到学校“说理”：“你们老师也怪，干嘛不让学生吃饱？伙食归我管，有事你冲我说怎样？”

    学校领导也算良心发现吧，他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好吧，不违反政策就好……”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也姓王，心也是肉长的，在伙食上“西方”要压倒“东方”，他三番五次地要把伙食搞上去，一点都不扣门儿。他对李老师说：“我可不能让学生叨咕我什么，起码我得跟东队差不多吧。”

    每每这般，李老师总是严词拒绝，他说：“违反政策是要受处分的，学生们年轻，克服一点就是了。”

    王队长不再和李老师苦口婆心了，偷偷地给我们“加量”。俺们的李老师真是不白给，他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二两的窝头怎么和四两的一般大了？”他明白了，窝头里分明是掺进了“毒药”。他下令道：“我们不能多吃多占，生产队的心我们领了，多出来的‘定量’不能领１多出来的就是“毒药”，会毒死李老师的。我们还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龟、车）地吃那每顿饭的二两窝头。

    学生来气，敢怒不敢言，王队长自有主张。

    王队长宁不过李老师，李老师也把他得罪了。一天，王队长找到学校领导诉苦：

    “你给我换个班级吧，这个班学生倒是不少，每天干活倒不多，不玩活。”学校领导果然言听计从，把我们调到欢喜岭村了，1年3班进入，走进了伊甸园。

    李老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起色”淡化了，“态势”萎靡了，白白付出那么多的苦心经营，落个灰头土脸。我们和他一样，大伯子背兄弟媳妇——卖力不讨好。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在背地里骂他的，也没有一个好脸色给他看的。

    到了欢喜岭，同学们的“情绪”高涨，李老师觉得委屈也没趣，常常讪笑跟我们套近乎。我一看他这副面孔，很恶心，就冲着他自言自语：“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碍…”这话傻子都听得出来，没有不会心大笑的，解气。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由于我对他的刺激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