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掌叉子”的人在垛墙的人中是“八级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担当这个角色，只能去挑水、和泥，打下手。那几年，我就成了“掌叉子”的人了，只要有盖房子的人家，都请我去帮工，完全是义务的。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东家和各位工匠一定把你让到炕头的位置，那是规矩也是习俗。或许是却之不恭吧，我也不虚情假意地推辞。

    在农村有句话，叫“看人下菜碟”，也称作“花子‘且’豆腐菜，什么‘且’什么待”（注：花子即要饭的，且，东北的俗称，即客人，没有这个字，以谐音代替）。因为我这把手技高一筹“不一般”，晚上那顿招待也就相对别人家的丰了盛许多。

    “看人下菜碟”，在这里并不是“势力眼”，而是体现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对你的偏爱与器重。就这个原因，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壮年，总爱和我一起去帮工，大家跟着沾光，你的脸上也有光。

    垛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但我会安排，跟我帮工的不费瞎劲，和在生产队的劳动强度差不多，只是少挣一天的工分，还能得到难得的“改善”。你想，在平时谁舍得大鱼大肉的消费啊，所以我们就把帮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对于我，帮工还有另外的惊喜。

    你帮工搭进一天的工分，却得到情感的融洽与密切。垒起了别人的墙，也为自己竖起了口碑。在红卫兵那，你还得到“政治表现”不错的印象，这就叫不“犯病”，“健康”是福啊。可是，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一句名言，“福兮祸所致”。

    昆虫有趋光性，人大概就有“趋利性”。即使没有先天的“趋利性”，“文革”的烘炉也会给你陶炼出来。我们8队的组长，就向着光明“趋利”去了，鸟往高处飞嘛，只是我飞不走，对此无可厚非，不会妄论。

    组长，是个很正统，历史很悠久的官衔，旧社会叫“打头的”，现在也这么叫，官方称为组长。当官的都得有个“长”字是吧，借以淡化旧社会的色彩，又让你感到荣幸。

    打头的的职责就是分配活计，领着一帮伙计处处干在前头。在旧社会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饭盆放在打头的旁边，他负责给伙计们盛饭。那就是说，你不能自顾自己吃饭，吃好了就去干活，伙计们还没吃饱，受得了吗？给别人盛饭，你就得最后一个吃完，这恐怕也是伙计们长期争取来的一种权利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头的要睡在靠门的地方，俨然是只头雁。那个位子在夜间容易被出出进进解手的伙计搅醒，这个苦就得你来吃，这个罪就得你来遭，让伙计养足精神，反之，干活的时候就会被你打头的拖垮。

    生产队的打头的属于几等人呢？难以界定。说他是九等人吧，他不挨抠，还可以抠别人。说他在九等人之上吧，他还天天和九等人一起“遛垄沟”！就这个角色，一般人还干不了，缺了他还不行，只得用每天多给一分来招募来诱惑。

    8队好几天没有组长了，队长惶惶不可终日。

    那天，他起大早去李书记家请示，让我当组长。李书记听后先是眉头一皱，思考了片刻也点头了。他跟队长说：还是过去那句话，监督使用，改造利用……就这样，我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全公社惟一一个上中农成份的组长，党委通过的，严肃通过的。

    当组长就当组长吧，不管怎么说我比九等人还多挣一分，不然不也得天天遛垄沟吗？

    我当组长，队长就成了“甩手当家的”了，几乎没有他可以操心的事了。先铲哪块地，派谁去放牛，什么时候编筐打帘子准备秋收……一切农活井然有序地进行。

    组长的权利也不小吧，安排劳动由你，休息时间长短、收工早晚，都是你一锤定音。

    农村的杂节很多，除了法定的五一、十一，还有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而农民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些“鬼节”——清明节要上坟烧纸，农历七月十五的“七月节”也得给死去的人“送钱”换季，“十月节”的农历十月初一更得去墓地看看先人在冬季里是否有柴有米……

    无论是正式的节日还是习俗的节日，打头的都得心中有数，或提前下班，或晚点上班，想法给予社员一种节日的感觉。队长也是人，心里不高兴，嘴上还得同意，对我的安排不闻不问，默许。我在“抓革命”上违背了政治形势，但在“抓生产”上一点也不含糊，耽误一些时间加把劲就出来了，生产要紧，吃饭时第一件大事。

    在组长的位子上，我算得上顺风顺水，队长社员都满意。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我却逆风逆水，难有开心一笑。

    人常说，“人要不顺茬，喝水都塞牙”。就在我安于一日两餐，“中午饽饽，晚上喝喝”的幸福中，“塞牙”的祸终于所致了。

    那时候，社员早上都不吃饭就下地干活，为了节省粮食。中午，家家户户都吃大饼子，不然下午干活就没有力气。到了晚上，那晚餐就是“喝喝”，喝过稀粥就睡觉。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没有谁找你麻烦，就是福。

    那一天夜里12点钟，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起来！开门！”

    半夜敲门，肯定有什么急事！我的心门被心血堵塞了，血流静止了。

    我赶忙走到外屋，看看是怎么回事。

    门还用开吗？那时候没有贼，也没有土匪，家家的门都不上栓，敲门人不请自进。

    其中的一个人我认识，是本大队的曲作明，原来的大队会计，后来的进校老贫农。其余的3个陌生人面目狰狞，满脸的杀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许动，面墙站着！”

    随后，曲作明在我的背后严厉地交代：

    “我们是按省里的指示，到你家来搜查的，你要老实！”

    夜深人静，他们大声的咆哮吓得全家人不知所措。我是家里惟一一个大老爷们，已经被人控制了，她们没有半点安全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吓得哇哇直哭。那咱父亲早被关押起来了，好长时间不让回家，也不允许家人去看望，犹如生死两别。

    我面墙没有动，在揣摩究竟为什么要“抄家”。

    “我们是三道岗子公社革委会的，你父亲是反革命，他已经交代了所有的罪行，我们是来搜查罪证的！”

    另一个人更是咄咄逼人直言不讳：

    “有一把日本战刀，你藏在什么地方了？快把它拿出来！”

    说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看着我，其余3个人闯进里屋里，用同样口气命令包括祖母在内的所有人，“不许乱动！否则后果严重！”

    妻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没有听他们的那一套，大声质问道：

    “喊什么喊！半夜三更的，吓着孩子！”

    她还敢顶撞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