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这句话就走了。

    让我去揭发自己的父亲，我能做到，但我揭发父亲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抄家是全省的统一行动，统一时间、统一对象，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专题的阶级斗争。在这个专题的阶级斗争中，父亲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我被认定为刘少奇的信徒和爪牙。尽管我在队长的跟前是个“有用”的人，怎奈队长的巴掌再大也遮不住天，怎能为我遮风挡雨啊？抄家后的第二天，我又成了九等人以下，十等人以上的人了。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个“新等级”，“新阶级”——9。5等人，可笑、可悲。

    太阳累了要下山，雨下累了要晴天。

    “文革”的大旗举累了，也寿终正寝倒下了。人们似乎从噩梦中醒来，开始梳理黑夜中的是是非非。有的人还在舔舐着沾满鲜血的双手，舔舐着在腥风血雨那些刀光剑影中涂地的肝脑。有的人在忿忿不平地太息，太息着平步青云旋即又空空如也的失意。更多的人是在欣慰，欣慰着大难不死枯木逢春。唯独我好像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麻木了，纵然万箭穿心也喊不出一声“疼”来。

    我麻木得就像一个植物人，只有躯体，没有神经。当队长问我“你还想不想当会计”的时候，我竟然忘记痛定思痛的苦涩，机械地回答“想！”由是，我稀里糊涂地于1970年初，再次出任8队的会计了。原来的8队会计董向国，就是我任团支部书记时接任我的那个董会计，此番已升任为大队会计了。

    在我第一次当会计的时候，董会计是现金保管员，我力举的。他很感激我对他的“提拔”与帮助，尤其是我对他的信任。

    有一次，他的帐目错了，少了15元现金，自己说什么也找不出来，他认了，掏自己的腰包补上了，不想落个“贪污”的名声。在那个时候，1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几只鸡下一年的鸡蛋也卖不了那么多的钱，而名声比黄金更珍贵。

    我不相信这笔钱是他丢了，一定是帐目出了问题，就帮他查账。原来，生产队卖猪仔子的钱，在他的笔下多“卖”了一个，一只猪仔子正好是15元。是的，假如少“卖”了一只猪仔子，他又就会怎么办呢？

    不久，一个“少卖了一只猪仔子”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是他当上了会计的时候。

    那个时候，和钱一样珍贵的还有布票，一年中国家发给每个人的布票很少很少，基本上家家都不够用。1960年，每个人只得到2。8市尺的布票，做个裤头都难，很难看见有人做新衣服穿，那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年代。对于更为困难的人家，公社像发放救济款那样发给他们“救济布票”，很有限。

    我们8队有一户荣誉军人，得到了“救济布票”，由董会计领回，但那户荣誉军人却没有得到。是董会计贪污了吗？还是荣誉军人收下后忘记了？大队和生产队一致认为是董会计贪污了！这个是严重的问题，人格的问题，一个年轻人的发展与前途的问题。于是，所有的目光都写着“鄙视”与“龌龊”。董会计成了道德的反面教员，形象跌入低谷，人们一致认为不可能反弹了。

    后来这件事被时间的硬件消化了，中毒的董会计得到“软件”的消毒，得到强势反弹。这软件就是——他们家几辈子都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得让他彻底翻身得解放，落实“在农村，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指示。

    在“布票事件”中，我是少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力为董会计解套的人，所以时间硬件才会具有消化的功能。他去当大队的会计时，就建议由我来继任那个空缺。但这绝不是“投桃报李”起到的作用，我有我的硬件，只是谁都懂得“用河水洗船”的哲理罢了。

    “文化大革命”折腾来折腾去，又把我折腾到原位。期间，我失去了自己很是看中的“书记”头衔，但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使我真正地从书本里走向了社会，从幻想中走向了现实，从幼稚中走向了成熟，从冲动中走向了理智，从自我奋斗中走向寄希望于下一代……这就叫历练！

    做第二次任会计不到一年，为了寄希望于下一代，1970年9月1日，我又第二次走进了学校。

    2 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2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自1964年8月1日到1970年9月1日初登讲台，我整整当了1年零6个月的地道农民。

    年轻力壮，受点风霜之苦、劳作之累，倒是强壮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难得；经受政治的风波、遭受无端的打击，得到了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与适应，值得。所有这些，对我的精神层面没有构成毁灭性的灾难，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然而，让我在心里流泪的则是“后院”——岳父对我的冷谈。

    因为他是贫农的成份，“文革”时他成为大队革委会的成员之一，排列第“八把手”。于是，就自以为是毛主席阵营的革命派了，就忠心耿耿地同一切反动派做不调和的阶级斗争了。他笃信奉行，“家不家纲上划，亲不亲线上分”，他和我不是“一家”，更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亲戚朋友。

    那时，他从来不到我们家看看他的外孙子，界线划得很清，生怕我玷污了他的革命形象，影响他光明的仕途。因之，即便是走路，他也尽量躲着我，即使狭路相逢躲不过去了，也只能用鼻子“哼”一下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如今，我成了一名非正式的教师了，岳父及岳父门上的人觉得脸上光彩了许多，“文革”期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总算有了些许缓解。

    他们几近喜形于色，而我却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沾沾自喜，只是“毁了”一条媳妇的裤子，就低调登场了，做一个“貌似的教师”。

    走进学校，说起来我是“二进宫”了，只不过头一次当老师没有几天，光备课没上课就回家了。这次是我自己下决心去干的，不然我哪能把会计的“肥差”辞掉啊！这个“肥差”后来由董会计的弟弟董向志顶替了。他年轻手生，晚上下班后我还要帮他做帐，“巧人”永远是“拙人”的奴。

    我当老师之前就和父母分居了，岳父暗示我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我是为了这个不至于破碎的家庭和孩子。

    我哪有钱盖房子独居啊，双方父母也没有拿出一分钱来，自好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了。

    1968年深秋，就在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两间小草房盖得了。房子又矮又小，就像一个看瓜的窝棚，窗户上没有明亮的玻璃。这样的陋室能花掉多少钱啊，两间房一共花了78元钱，面积仅仅16平米。里屋除了一铺炕之外，堂屋地走个人都摩肩接踵。这房子小得不仅是全大队之最，也是全公社之最，就连五保户的住房也比它大多了。后来的两个孩子都生在这里，和他们的大哥一样都是大学生，这也应该是个“之最”吧。

    当老师是我的职业，给自己充电是我的正业，天天看书是我的作业。为了不打扰孩子们的睡眠，也为了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