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我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很简单，一共8桌。来人大都是我的兄弟妹妹们，知道我此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因为孩子都在城里，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了，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宴会实在是我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说了一大推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大家都要看看我们家的世界冠军，就要结婚的儿媳妇马娜。

    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世界举重冠军马娜，也是我们的老乡，新民市人。我们家也能有个世界级的冠军？我没有想到。冠军是一张多么靓丽的名片啊，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可是草根一族的平头百姓啊。亲朋好友也都为我骄傲，都想看看冠军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于是间，就借我去北京的机会大家张罗聚一聚。后来聚一聚的范围就膨胀了，乡里的同志也来凑热闹，党委秘书李世和自告奋勇为之策划相聚的“内容与形式”。

    经过我与他的讨价还价，我们打成了共识：

    1。不要请上司；2。规模不要扩大；3。除了本乡人员外，约请在新民境内我的高中同学……

    1998年9月22日晚上，也就是聚会的前一天，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回忆我那些形形色色的上司们。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老师作为上司，尽管我遇到那么多不讲情面的老师。我也没把班级的干部称为上司，虽然我们之间似乎从不存在同窗的情意。被我称为上司的第一人，则是下乡务农后的队长。

    60年代，生产队的一把手叫做“政治队长”，负责春耕夏锄，干“民以食为天”正业的是“生产队长”。我们8队的政治队长，就是被我称作萧何的李队长。李队长比我年长六七岁，早年就当大队会计，1964年初回到生产队，挑起一百多人政治方向这副重担。

    1960年，我家从那家窝棚搬到德盛堡后，我和李队长家住一条街。我上高中后不久就认识他了，去他家开一张证明信时认识的。也许是为了群众办事方便吧，公章就像他的拳头一样随身携带。

    那是一天清晨，我第一次踏进李府。

    他的家两间房子，里屋有南北两铺炕。给我的第一印象，炕上黑压压的全是孩子。不经意间，我数了数，那时一共6个孩子。（1967年又生了一个，和我的孩子同龄叫李成义）。人口是多了一点，可生活内容却不少一点，有用的没用的陈设随处可见，摆满了靠西墙的一溜炕柜。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很富裕，其他人家那时是没有什么摆设的，挺多有一个“老祖宗”贴在炕柜上面的西墙上。

    李队长见我来了，脸色和没洗脸前一样，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他大叔，说要开一张证明信信，证明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学校需要大队证实盖章。他没有说什么，就给我盖了，我很感谢他的爽快。

    祖母没少告诉我，在农村说话要有大有小的，嘴甜点没有亏吃。今天办事大概是“大叔”起了作用吧。

    母亲也是这样叮嘱过我，所以无论住到哪，我的叔叔、大爷、大婶……越来越多，比我小的都是我的叔叔了。我有点不情愿，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总想兄弟相称。在那家窝棚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的房东叫姑爷，我就叫他姑姥爷，管他和我同岁的儿子叫舅舅。其实妈妈和他论亲家才对，我表哥的岳父和房东同辈。后来我大了，明白了一些道理——那个社会背景，那个受歧视的家庭，就得处处矮人三分。

    李队长的父亲和我的亲表舅是姑表兄弟，我和李队长理应同辈，按妈妈的法则我又小人家一辈。在农村，怎么论辈分有许多的关系可以为据，但妈妈总是宁可不要同辈，也要管人家叫点什么，违背了“亲打近处论”的原则。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叫过“李队长”，见面就是“大叔”。李大叔不大懂得“务农”，一年四季的生产全由另一位队长毫无怨言地操持着经营着。他管的事就是一个“钱”字。

    1964年末年，公社号召“冬季大搞副业生产”以弥补水灾造成的损失，我们8队选择了扎笤帚。笤帚在农村卖给谁？当然要到沈阳去推销。沈阳对于李大叔很熟，他见过这个大世面，李队长有了推销的用武之地。

    李大叔一到沈阳就如鱼得水，乐不思蜀，不管我这个会计给他带多少钱，回来之后总是一分不剩。到结算差旅费的时候，我还得找给他几十元。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冬，几乎让李大叔花个罄净。社员们不敢怒，也不敢言，反对他就是反党，思来想去还是脑袋值钱。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分值只有0。36元，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也就100元。李大叔去一次沈阳，就要花掉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他好厉害呀！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知道有一笔副业款转到新民镇内的银行了。我没有请示李大叔，骑自行车往返跑了240多华里路去提款。这笔钱记得是800多元，我自作主张拿它“办电”，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用上电。

    等我到家了，天早就黑了，我暗自庆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过年了，家家亮堂堂的，只有李大叔因为再次出差无钱可花闷闷不乐。一年多，他又乐了，李大叔回到大队当上了书记。

    李大叔总算就位于一个能供养得起他的地方，8队的社员比他更乐，少一个能花钱的队长，等于增加了两成年景。但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李大叔对我“乱花钱”耿耿于怀，这才有“文革”初期李书记在7队向我大开杀戒，摘去我的乌纱帽的革命行动。

    李书记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花钱的嗜好终于把全大队花急了。不久，因为“好吃懒做”，被公社党委“撤职”，安插在社办企业——采石场当书记去了。那里比大队有钱可花，党委的决定太英明了。不过，可怜了一个大队的老百姓，却豁出去一个公社的“向阳花”。

    一段时间里，李大叔“吃石头”的故事又演义成了传奇，他去了曹家中学当了不在编制的工友。他给老师烧水送茶倒也清闲自在，跻身与“干多干少没人问”八等人的行列。当然了，有时候连校长——他女婿办公室也要闹水荒。我的李大叔就是这么厉害。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厉害的上司看官你别急……

    1 厉害的上司（囚徒书记）（2）

    1厉害的上司（囚徒书记）（2）

    李大叔走了，8队的社员一致推举于海泉当队长，他既能当政治队长又可以做生产队长。队长的角色本来是由大队指派的，或是叫指定的，选举只是形式而已，但这次大队的指派不好使了。

    李大叔走后，大队的指派其实就是李大叔的钦定，他是书记也是“大队”，大队就是他的天下，任命个队长易如反掌。这回任命队长，不仅不易如反掌，反而“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他任命谁谁都不敢干！社员惹不起你书记，但敢和你任命的队长叫板，这些“准队长”没有一个是党员，反对“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