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叔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原来的书记姓刘，刘生仁，50多岁。他不是本地人，50年代初的老党员。刘书记苦大仇深，为人忠厚，说话有点口吃，不善言谈。刘书记除了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字能认得的就微乎其微了。
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农村的党员没有几个，组织发展得很缓慢，强调“慎重”的原则。从我回乡务农时起，直到“文革”，好几年也没听说有谁入党了，有的村屯连一个党员都没有。为了体现党在农村的领导，刘书记便从三道岗子公社调到我们大队当书记，已经有10多年的光景了。我们大队当时只有4名党员：
贺文礼老党员，有一定的文化，合作化时也有些名气。无奈他一则年龄过大，二则成份是中农，不适合当书记。
王玉昆没有文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外号“三倔子”当队长都不行，哪能当书记？
李秀清有文化，在大队当过会计，混了好多年，“知道”里外轻重，只有他鹤立鸡群，当书记“够”资格了。
1964年末，刘书记思乡心切，辞职迁回了原籍。他走的时候，只用一辆马车就搬走了全部家当，扔下了结发老伴的骨殖。他为什么思乡？落叶归根此其一。其二，是他倍感孤立无助。
就是因为他老实，很多觊觎权利的人挤兑他，包括大队的一些人，还有生产队的某些队长。这个时候，他赶上了一个风头——所有异地当官的，只要你自己想回原地，公社一律开绿灯放人。和他一起回家乡的，还有临近团山子大队的王书记。
刘书记走后，李书记和另一名叫张国生的党员轮流坐庄。
张国生，老党员，解放初就是月牙河村的干部，说话办事都很麻利，小时候在月牙河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1959年在“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中，张国生受“地富反坏右”的牵连被捕入狱，所以他不再是德盛堡大队的“四名党员”中的一员。1964年得到甄别，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回复。释放后不久，刘书记告老还乡，他的党员身份也得到了恢复。不久，张国生由政治囚犯戏剧性地衍化为党支部书记。
我当团支部书记的“任命”，就是张书记责成李大叔和我谈的话。
“老腿旧胳膊”，又逢“新官上任三把火”，德盛堡大队的各项工作有了不小的进展。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吹过来，张书记顿然倒地。他的成份是不折不扣的中农，红卫兵说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富裕中农路线”，根据是他提拔了我，毫无依据的逻辑推理，使他一败涂地。李大叔则是坐收渔利，走上了“土皇上”的宝座。
红卫兵真有这么大神奇的力量吗？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三支两军”开进了农村这块阵地，把张书记像打扫战场那样，清除了“皇室”，下放到二队（他的家）劳动改造。他没有怨言，觉得比监狱好多了，队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十分听话。
冬天赶大车往地里送粪是个苦差事，此时此刻没有“种子马料换酒喝”的美事了，只有顶风冒雪地在野外跋涉，任凭“北风吹，雪花飘”，咬紧牙关当苦难的杨白劳。其他社员把粪装上车就回屋里闲着没事抽烟，享受温暖去了，等送粪的车回来再出去，好不自在。
那一天，左等右等也不见张国生回来，出事了。他的一条腿被车挤成了骨折，好多天卧床不起。
他若还是书记，前来探视的一定是门庭若市，眼下则是门可罗雀。所以，我去看望，他感慨万分。
我与张书记是有几方面情谊的。是他主动提拔我做团支部书记，他说我有文化，能够深刻地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工作有利，这叫做出以公心，是革命的情谊。我爷爷的第一任夫人，是他们桑树子（辽河边的一个村屯）老张家的姑奶奶，他就是我的表叔了，我们存在亲属的情谊。但是，我有一个党员又是书记的亲戚，并没感到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政治背景让我心境轻松。那时，亲戚的情谊早已被淡化得如同辽河的冰水，被视为最寒冷最没有价值的人性链条。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在那个年月更显得脆弱，经不起任何政治风浪的强势冲击，早就消失在严峻的政治气候中了。
不可思议的是，把我赶下政治舞台的是李大叔，让我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漩涡，几乎命丧九泉的则是张大叔，后来证实了。
那天我去看他，他显得很颓唐没落，自暴自弃的心态尽在言谈中。
“会元啊，我们这辈子算完了，我比你大多了，论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没有外人，我才敢这么说……”
我到他家来慰藉，他才感到亲情温暖的存在，才认下我这门亲戚。说实话，我当团支部书记没有一点亲情的成分在其中，确实是张国生按原则办事，一心秉公的结果。
临走的时候，我劝慰他好好养伤，还说了一句“大叔，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说不定你又是书记了”。
他苦笑着，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沮丧尽在不言中。
“三支两军”像很多的政治运动一样，一股风似的过去了。张国生在“文革”中离奇般地被打倒，又神奇般地站了起来，再次当了大队的书记。因为他提拔我没有亲情在其中，得到了证实。
官复原职使他所料不及，也使他追悔莫及。他悔恨当初仅仅凭一时热情高涨，提拔我当团支部书记，害得他赶大车喝尽了西北冷风，受尽了骨折之痛。他重新上任之后，不像原来那么“热血沸腾”了，变得“沉稳”，变得“成熟”，但紧跟政治形势的宗旨则更加强烈。没有这一条，他不能生存，不能抗拒数不清的风云突变。于是，他选择了做“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先锋，做彻底的革命派，和一切反动势力做不调和的坚决斗争。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受害者，又有了牢狱之灾，又一次证明他和我没有亲情关系，过去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
1 厉害的上司（再走阎罗）（3）
1厉害的上司（再走阎罗）（3）
我在“监督利用，改造使用”理论的指导下，当上了生产队的组长，农民叫打头的，也是给队长扛活的。俗话说得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又说“买卖要狠，庄稼要紧”，说的都是不误农时的道理。对此，庄稼人哪个不懂得？可在“文革”时期，有的人就忘记了自己是个靠地生活的农民，忘记了靠土里刨食生存的祖训，玩起了政治家的长项，我看不过去。
一天早上，我刚刚分配完社员去干活，队里的一个女红卫兵头头手拿一份中央文件，硬要我把社员喊回来学习。我没有听从她的命令，她就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来压我，我不听邪，发火了，撅了她的威风：“学这些东西有鸡巴毛用！就是不学，你想怎样？”
我说了“脏话”，没什么了不得，没有人在意。在农村不说脏话的就不是人，但我从来没说过，那天我不说脏话，我自己都觉得我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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