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然而，就是他，引导张书记把我带进死亡的大门。

    曲作明曲会计，比我大3岁，小时候我们在孟家窝棚住一趟街，相隔只有两家，他住我家东头。原本是个聪明机灵，身体健全的人，1950年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成了伤残人。

    他是大队会计，也是我曾经的上司，也是厉害的上司。他的嘴厉害，伶牙俐齿。批判会从他发言开始就变成了批斗会，他的每句话都咬得我出血。

    回想起来，正是他厉害的嘴，咬去了自己的眼睛和胳膊。

    刚解放，农村的经济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孩子们吃的零食只比解放前多了一样东西，叫做“嘣豆”。嘣豆，有玻璃球那么大小，黄褐色的有光泽且酥脆，我没有吃过，是看人家吃时想象到是那样的。那时农村没有小卖店，小食品都是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叫卖，品种只有麻花、烧饼、灶糖、糖葫芦、炒花生这么5种。在平时谁舍得花钱买啊？只有孩子头疼脑热了，家长才思考再三买那么一点，就当吃药了。我能吃上这些小食品，都是有病时得到的。为了多吃几口，病好了也说没好，母亲有时候就再买一些给我，但她总要搭上一句话：“装病！”

    曲作明也是孩子嘛，也想吃到嘣豆，家里没有钱买，就捡些碎铜破铁换。

    初冬的一天早上，突然一声爆炸震惊了所有人，是从堡子东面传来的。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有许多人朝曲家急急忙忙地跑去。

    曲作明被炸了，他捡到一个炮弹的引信，扣那上面的铜引爆了，顿时血肉模糊。刚解放，雷管、子弹、手榴弹、炮弹，那个地方都有，只要你细心就会见到。

    我们的堡子在辽河边，离沈阳90华里。那咱没有平坦的公路，更没有公交汽车，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只有抬担架。直到60年代初，急症患者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去沈阳就诊，至少得8个小时才能到达，好多不该死去的人，在半路上就命丧黄泉了。

    他死里逃生，但活得很艰难，眼看就30岁了还没有成家，尽管有一个会计的招牌。谁家的姑娘眼睁睁地嫁给一个残疾人啊……

    后来曲作明心不甘情不愿地，与一个比他小5岁失明的女人结婚了。那个女人姓刘，也是我们的老乡，从小就失明了。听有人说过，结婚的当晚，他哭得很厉害。刘姑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几年就死了，好不悲凄。

    曲作明是不是有些心灵扭曲，我不敢断言，但他处事做事确实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得罪了很多人就是证据。他的对立面很多，一条共同创作的顺口溜就是讥讽贬损他的写照——

    一个眼睛两张嘴，三只胳膊四条腿。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画像，尽人皆知。我听了摇头，不应该这样“放肆”，口无遮拦的咒骂人。

    批斗会上，我想起了这个顺口溜，觉得他挺可怜，也可气。为什么不好好地做人，不然的话，这个顺口溜会止于善者，是你不善啊。

    他果然不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指着我说：

    “像这样的败类，就得交到公社专政组去接受专政！”

    听到他这么说，所以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那是个什么地方啊？那是个阎罗殿，是个“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地狱！

    由他这么一说，张书记表态了：

    “明天我就送你去公社！”

    大队组织的来人没有示弱的，揭发批判一个比一个上纲上线。和大跃进誓师大会一个模式，态度一个比一个坚决。最后一个人的“发言”，只有用“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来结尾了……

    1 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1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第二天清晨有些阴冷。我还没有上班，大队人保组的老雷派人就派人来传唤我，吉凶难料。

    爱咋咋的，我没有多想什么。

    大队部很清静，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雷，一个是老贺头。

    老雷是人保组的主任，老贺头是老党员，当过多年的大队长。解放初期老贺头就是党员了，合作化他在全县第一个办起了初级社，一时间名声鹊起。这些年来岁数大了，不再担任什么职务了。别看他不是什么官了，但说句话还是有人听的，很有面子。在家没事，老贺头就来大队看报纸，从来不参与大队的任何“政事”。

    见我来了，他放下报纸，看看我，没有说什么，又继续看报纸。

    老雷呵呵地笑了，骂了我一句“他妈的”，就让我坐。

    “他妈的，下回注意，回去吧，真他妈的……”

    我的滔天大罪就这样被豁免了，我没有想到，就对老雷表示“谢谢了”。

    “他妈的，些我干什么……”

    我和老雷都是原来孟家窝棚的老户，街坊上论，我叫他雷二叔。他不让我谢他，我不解，只好倒出缘由来。

    我这次法外开恩大难不死多亏了老贺头。我“造反”的事，他在大队听得一清二楚。后来听说张书记要把我教到公社，他说话了：

    “教育教育就是了，弄到公社有什么必要吗？”

    张书记反问他：“你说怎么教育？”

    “批判会你也开了，你说怎么教育？”

    张书记默不作声，就和老雷耳语了几句。

    老贺头怕节外生枝，所以一大早就等在大队。见老雷如此这般“教育我”，他扔下报纸就走了，我没来得及谢谢他。

    80年代初，老贺头已经90岁的高龄了，还经常到大队来看报纸。那天我从乡里来我们村办公事见到了他，他正在被书记呵斥。

    “碍事叭啦的，总往这溜达啥？”

    “曹书记，碍什么事了？有这样关心国家大事的党员，咱们村有几个？”

    我看不过去，连说带笑地诘问他说话太不尊重人。

    村上的报纸多得是，真正看的真就没有几个人，挑点花边新闻看看，闲聊有话题也就是看报纸的宗旨了。

    老贺头是不是建在，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他不去村上看报纸了，仅仅是年龄大了吗？

    那次没把我置于死地就算是造化了，还当什么组长啊？我也后悔不该不听红卫兵的最高指示，闹出一场虚惊来。清醒的时候就想，天即使塌下来，我之所忧又能奈何？“促生产”永远也不能促进“革命”，“促生产”险些成了革自己的命了，作茧自缚！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张书记也因天天酗酒，酒后无德，疏于朝政而遭革职。他喝酒没有一点的节制，从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