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葛教授来我们乡工作，很少回家，家里就两个孩子了，只好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想起来他该有多难，他图什么？放心家里吗？

    在我后来担任保安器厂厂长的时候，葛教授是我们的技术顾问，他就是搞自动化的。他对我那套管理模式和“对外”的态度原则很欣赏。我对他的尽职尽责的精神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则感到很惊讶。他总是穿着那一套青呢子中山服，一双黑面的皮鞋已经裂了几道口子。因为我兼管鞋厂，就特意给他做了一双棕色的皮鞋，他拒绝了。

    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就是教授的家庭。屋子很窄小，仅仅40平吧。出了书柜和床，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卫生间漆黑。厨房杂乱不堪，几小堆青菜已经蔫巴了，肯定是买来的“堆菜”。他自己也直言不讳：每天都是我买菜，等到早市要散的时候再去买菜……果然是“堆菜”，便宜。

    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维持这样一个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了，两个孩子都是花钱的大户，一分也不能少。

    1994年春，葛教授和我一起去长春推销电子保安器。我进了一家旅社，一打听住宿费每天一百多元，吓得他拔腿就跑。一连转了六七家，最后选定每宿15元的住下了。晚饭我们没有出去吃，吃了在火车上吃剩下的面包和香肠，连咸菜都没有，只有开白水。

    第二天我给他买了一只6元钱的钢笔，好做洽谈的记录。他一个劲说太贵了，心疼了好几天。

    当了我们的技术顾问，葛教授不在乡政府住了，就住在保安器厂里，条件很差，他什么也不说，任劳任怨。保安器厂离我家只有5华里，我要他到我家吃住，他拒绝了。我只好在方便的时候给他做些饭菜，带到厂子来……

    那年的五一他要回沈阳休假了，我把自家院子里的菜给他带上一些，他高兴得不得了。一周以后，我和技术员去沈阳买电子元器件到了他家，又带上许多家常菜看看他。意想不到的是，上次他带回去的菜，只吃了一半。我实在不忍心他这样过日子，临行前给他留下200元钱。我说什么也不要，经过和我同行的人“说劝”他才表示谢意。他“拒收”的理由是——“你是厂长，千万别拿公家的钱教个人人情……”

    听了他的话，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他始终遵循的是做人的要义！

    我说我不会拿公款做人情，有我的技术员在场作证，我绝对不会下账本！

    科技下乡也是一阵风，不久，葛教授又回到他那三尺讲台。一年后，学校分给他一套140平的新房，孩子也挣钱了，生活有了新起点。那是我已经在北京了，是电话中得知的。我回沈阳后，特意去见他，他请我去下饭店，今非昔比了。可我还是“可怜”他，他依然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和他做伴的，还是那只“高龄”的乌龟，在屋里屋外地爬来爬去。那乌龟是他爱人留下的，是当时治病的药物，她爱人没舍得用，他没舍得丢弃，“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5 同道挚友（台海情深）（3）

    5同道挚友（台海情深）（3）

    同我有很深交往的教授还有两位，一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江帆，另一位是台湾中正大学国文系教授陈益源先生。他们都是搞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的相互认识还得从谭振山老先生那说起。

    谭振山老先生是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农民，我“三集成”接触他时已过花甲之岁，现在是耄耋老人了。2006年，他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20多年以来，他的名声从家乡起步远播海外，是一个世界级的民间故事家。

    “三集成”是80年代初全国的民间文艺的普查，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历史文化意义重大。前文我说过了，在我们乡里，这项工作由我具体“执行”，就发现和认识了谭老先生。

    老先生博闻强记，能讲述1000多则民间故事，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的地方的特色故事。其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其后，受日本国学院野村纯一教授的邀请，东渡扶桑讲学，引起很大的轰动。在这之前，野村纯一教授和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稻田千百子教授一起来谭老先生家做客，由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作陪。我作为他的故事的整理人也在其中，就这样，我和江帆教授认识了，并以其对他的故事做进一步的搜集整理，我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那时，江帆又是省民研会的秘书长，谭老先生的故事对她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不久，她多次在全国学术界发表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这也是她与我同台湾陈益源先生相识的媒介。几年来，陈先生四次来谭老先生家采风走访，我们之间的友情不断的加深延续着。

    陈先生为了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他的学生和台湾民众，决定在台北一家出版社出版《谭振山全集》，一直在努力中。其中的首要问题，是“著作权”。老先生是故事的讲述人，我是他故事的整理人，我们都有权决定是否可以出版和出版的条件及权益。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也很坦白，只要对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益，其他的事是不用“商量”的。对此“无价转让”，对陈先生震动很大，因为我们提过任何“钱的问题”。

    和我们相比，这两位教授很年轻，也是和我接触时间最少的朋友之一，淡情意浓浓。每逢节假日，陈先生都要写信问候我，热情洋溢，尽述友情。我求他办事，他从不怠慢，认真地履行，这也是我的朋友为我有这样的朋友而羡慕我。

    他第一次来大陆，我受朋友之托，请他在台湾寻找朋友的一位亲属。陈先生“受命”后四处奔走打探没有结果，只好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或许是所寻之人已经不在台湾了，也许是因他孑然一身不在人世了，始终没有找到他。我的朋友对这个人起初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而陈先生对此却总是耿耿于怀，自责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让我好生感动。

    我去北京后，我懊恼把我们的联系电话丢失了，从此失去了联系。后来，情势有了逆转。下面是我的一篇博客——

    台海情，波涛难阻；驾扁舟，心驰神往

    心如一叶扁舟，驶向了茫茫的东海。开通阻隔彼岸的光，已经驱散了我渴望的阴霾，照亮了我朦胧的双眸。脑海中满是波光粼粼的浪花，还有曾经丢失的贝壳在那闪烁不已。

    一切都是来得那么的突然，就像我突然重拾起遗落的记忆。今天早上，海的那边一束晨曦，让我的希冀不再迷离，一个电子邮件，给予我瞬间的惊喜——

    會元先生：

    很高興收到您的e-mail

    我期待很快可以再見到您

    ?K且為譚老叔多做點什麼

    我在台灣高速公路發生嚴重車禍